前几年，有部电视连续剧，很是热播了一阵子。它的主题歌，也很是热唱了一阵子。那歌是这么唱的：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你就是定盘的星。　　　　这其实不对。一个国家，如果当真有什么“秤杆子”来“挑江山”，那“秤砣”就决不可能是老百姓，也不应该是老百姓。因为秤砣的特点，是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大，这才“虽小压千斤”。老百姓却相反。君主制国家的臣民或子 民也好，民主制国家的公民或人民也好，总是大多数。这么大一个数量，放在秤盘里还合适，做秤砣就匪夷所思。公民作为个人，虽然个头小，分量轻，权重却不大，也不能大。如果每个公民都可以“权衡天下”，岂非一杆秤上挂了许多砣？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秤！这也正是西方早期民主制国家的问题。由于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秤砣，便只好让“僭主”代行其事。结果是“僭主”变成了“君主”，民主制国家也就变成了君主制国家。　　　　显然，秤砣是个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民主制国家就不可能长治久安。　　　　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直到读了任东来、陈伟、白雪峰等著《美国宪政历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才发现，美国人在二百多年的宪政实践中，无意间为自己的国家找到了一个秤砣，这就是最高法院。我们知道，美国联邦司法系统的摊子是很小的，只有94个地区法院，649位法官；13个上诉法院，179位法官；1个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最高法院的“个头”是不是很小？　　　　最高法院的分量也最轻，轻到在《联邦宪法》中只有寥寥几笔，在日常生活中鲜为人知的程度。我们看美国新闻，不是总统如何，就是国会如何，很少看到最高法院如何的，真可谓不显山不露水。想想也是。钱袋子捏在国会手里，枪杆子捏在总统手里，笔杆子则捏在媒体手里，最高法院要啥没啥的，哪来的分量？　　　　然而最高法院的“权重”却极大，大到可以否决国会立法，决定总统人选。2000年美国大选，布什和戈尔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5比4的简单多数做出不利于戈尔的判决，戈尔立即优雅地承认失败。要知道，戈尔实际上是多得了53万张普选选票的，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只有一票之差。这一票的权重，是不是大得吓人？　　　　否决国会立法也很厉害，因为通过一项法案并不容易。先要交参众两院表决，后要由联邦总统签字。只要一家不同意，这事情就黄了。但是，这个好不容易才出台的法律，最高法院只需要一个理由，或者说，只需要两个字，轻而易举就可以推翻。这就是“违宪”。在美国，一部法律如果被最高法院判决“违宪”（违反宪法），那它就不再是法律。而且，最高法院的裁决是终审判决，没有谁能够推翻，除非最高法院自己认错，或者国会有本事修宪，那可是比登天还难。　　　　我们知道，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很少有人无缘无故地顶风作案以身试法，大多数人都希望通过合法的途径谋取利益解决问题。所以，最高法院一旦做出判决，甚至只不过受理了案件，政府就得调整政策，公民就得调整行为，国家的政治态度和国民的价值取向就可能发生变化，就得在秤盘子里面加进一些东西，或者减去一些东西。　　　　这就是典型的秤砣了。而且，美国最高法院的“秤砣意识”是很强的，尽管他们并不使用这个说法。首先，他们奉行“不告诉不受理”的原则，从不主动出击，甚至回避问题。也就是说，即便大法官们发现某一立法违宪，或某一行为违法，如果没有人来告，他们也不管。甚至即便有人告，他们也未必管，而且能不管就不管。其次，大法官们不但非常自觉地约束自己的司法权力，而且为人处世也十分低调，没有谁像总统和议员那样出尽风头。第三，最高法院日常判决的基本特点是因循守旧和墨守成规，能不改动的就不改动，能不变更的就不变更，能不颠覆的就不颠覆，著名的开明派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甚至有一句名言：“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无所作为”。显然，最高法院能够很好地充当秤砣，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权力很少，还轻易不用；而它能够对政治生活和世俗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也恰恰因为平时的清静恬淡甚至无所作为。　　　　无为，才能无不为，也才能大有为，这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成功之道。　　　　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是懂的，而且应该比谁都懂，因为中国的道家也是这种观点。所以，西汉初年的皇帝，也曾当过一阵子秤砣，这才有了所谓“文景之治”。可惜从汉武帝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