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先秦诸子（三） 五 读韩得直面 再说读韩。 表面上看，韩非与墨子完全不同。墨子代表着当时的庶民阶层（贱人）和劳动人民（农与工肆），为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韩非则代表着新兴的地主阶级，帮他们维护统治的权力。墨子书中，多言民间疾苦；韩非书中，则不乏帝王“南面之术”。所以，后世便有人将墨子称为“平民哲学家”，将韩非称为“宫廷阴谋家”。这当然并不准确，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大体上说，墨子比较“草根”，韩非比较“宫廷”。墨子讲“兼爱”，韩非讲“权术”，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但是，韩非与墨子也有相通之处，即他们都讲“利害”，都不像儒家那样只讲“仁义”。《墨子·非乐上》就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见墨子并不像孟子那样开口闭口“何必曰利”，他也是言“利”的。只不过，墨子所言为“公利”，韩非所言为“私利”。墨子讲“兴天下”，韩非讲“治天下”，这是他们的不同。 韩非言“利”，十分露骨。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儒家讲的“仁义”和“礼让”，而是“利害”和“算计”。韩非说，开马车铺的，天天盼望别人升官发财；开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别人生病早死。难道是开马车铺的比开棺材店的更“仁义”？不是的。实际情况是，只有别人升官发财，开马车铺的才有利可图；只有别人生病早死，开棺材店的才有钱可赚。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韩非子·备内》）。 买卖关系如此，君臣关系也一样。甚至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叫“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既然是这样一种利害关系，那么，他们之间就不能不“算计”。君主靠算计来雇佣臣子（君以计畜臣），臣子靠算计来服务君主（臣以计事君）。双方各打各的算盘，只有双赢互利才会成交。如果合作的结果不利于自己，那么，无论是君还是臣，谁都不会干那种蠢事（《韩非子·饰邪》）。 君臣关系如此，父子、夫妻也一样。韩非说，一个人，如果小时候父母对他比较随意，长大了他就会怨恨。同样，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如果比较简慢，父母就会恼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还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大约是做买卖的。妻子祷告说，但愿我的夫君平安无事，能赚一百块钱（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布即布币）。丈夫说，怎么要得这样少？妻子说，钱赚多了，你还不去“包二奶”（《韩非子·内储说下》）？ 不过在韩非看来，最危险的还是君主的夫妻、父子关系。因为这里面的利害太大。那些年老色衰的后妃们，甚至盼望自己的夫君早死，以便自己的儿子早接班。母以子贵。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君王，作为太后，就什么都保住了。所以竟会有母子合谋弒君的。于是韩非感叹说：“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韩非子·备内》）因此韩非认为，统治国家，不能讲“仁义”，不能讲“礼让”，只能用“刑法”，只能用“权术”。正如李泽厚、刘纲纪两位先生所说：“在中国思想史上，韩非是第一个毫不掩饰地、津津乐道地、而且是最为详尽具体地研究阴谋权术的人。”（《中国美学史》第一卷） 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样一种思想，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有积极意义吗？ 有。韩非的积极意义，我认为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就与儒家不同。儒家的思想，总体上说是比较理想主义的。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义”，都带有理想的色彩。这种理想非常可贵。没有这理想，人就可能变得“禽兽不如”。但我们也要看到，理想毕竟是理想。它可以用来“激励人生”，也可以被用来“粉饰太平”。当统治者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肆无忌惮地进行压迫剥削，另方面又大讲“仁义道德”时，韩非的话无异于振聋发聩的“清醒剂”，使人们不至于被“瞒和骗的艺术”所麻醉。这也是历史上那些革命者和批判者，往往会用韩非思想为武器的原因。 实际上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对立，却其实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也是人性的两面，人类社会的两面。这就是善与恶，理想与现实。人，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只有理想；必须面对现实，又不能只看现实。所以我们就既要读孔孟得仁义，又要读韩非得直面。 那么，韩非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全面地看问题呢？也有许多原因，比如当时的社会状况实在是不很乐观。春秋已无义战，何况战国？那实在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弱肉强食，不能不让韩非愤世嫉俗。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韩非的思想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不可调和。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卖矛又卖盾”的故事，韩非也因此获得了“矛盾”一词的发明权。矛与盾既然不能同售，则理想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仁义与利害，也就不能共存。利害冲突既然是真实的，仁义道德也就肯定是虚假的。这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 六 读老得智 相比较而言，道家的思想方法更高明。 道家，通常指老庄。其实老和庄并不完全一致。不过有一点倒一样，即都强调矛盾对立双方的转化。大家都很熟悉老子的名言：“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这话的意思是：坏事是好事的依凭，好事是坏事的前兆。好事可能变成坏事，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变的。 这个观点，庄子也有。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生与死、神奇与臭腐，在一般人看来，是水火不容根本对立的。但在庄子这里，也可以变来变去，你变成我，我变成你。这就是道家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是道家的智慧，也是中国的智慧，是老子和庄子共有的。 那么，老子和庄子又有什么不同？ 我个人的体会，是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这是把智与慧拆开了讲。其实这两个字原本就有细微差别。比如智力、智商、智术、智囊，这些词里面的“智”，就不能换成“慧”。同样，慧心、慧性、慧眼、慧根，这些词里面的“慧”，也不能换成“智”。可见智慧智慧，智与慧并不相同。从“智育”、“智谋”这些词看，智，是可以通过教育来学习、传授、掌握的东西，是能力（智力）、方法（智术），属于社会。慧，则是气质（慧性）、天赋（慧根），或者非同一般的特殊能力（慧眼、慧心），属于个人。它不能授受，只能启迪。老庄之别，即在于此。所以读《老子》可以治国，读《庄子》只能修身。“得智”与“得慧”，区别就在这里。 先说读老。 众所周知，《老子》是一部奇书。它的作者是谁，成书何时，目的何在，都不清楚。这部书的性质，也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纯哲学，有人说它是哲理诗，还有人说它是兵书。我觉得对于这些问题，一般读者弄不清也罢。重要的是得其精华。《老子》一书的精华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辩证法。而且，我比较赞同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即《老子》的辩证法，是由军事辩证法而政治辩证法，由政治辩证法而哲学辩证法，最后在中国人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变成了一种生活辩证法（《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而且，依我看，这种生活辩证法还是属于弱势群体的。 实际上我们看《老子》一书，从头到尾贯穿的都是弱者是生存智慧。只不过《老子》把它们上生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比如“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或者哲学辩证法的高度，比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但说来说去，归根结底，还是那几句话：柔能克刚，弱能胜强，无为则无不为。老子一再说，不用以为强大的就强大，弱小的就弱小。天底下最柔弱的是什么？水。最能攻坚胜强的又是什么？还是水（《老子·七十八章》）。所以，最弱小的，其实是最强大的；最坚强的，其实是最脆弱的。想想看，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柔弱，活着的时候。什么时候最坚强，死了以后（这时只剩下骨头，当然最硬）。可见“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因此，那些争先恐后的，没有一个不失败；那些巧取豪夺的，没有一个不输光（《老子·二十九章》）；只有那些与世无争的，才最安全，也才最丰富，简直就应有尽有。道理很简单：正因为他们不争，所以没人争得过他们，这就叫“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说给弱者听的吗？ 有趣的是，老子的这一套──无为、守雌、贵柔、知足，并非只有弱势群体受用，权势人物也受用。因为谁都有处于弱势的可能。即便贵为天子，也未必总是强势，或一定就是强势。这个时候，就用得着老子哲学了。比方说，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老子·四十五章》）。这个“若”，可以翻译为“就像”，也可以理解为“好像”，张舜徽先生就说“不外一个装字”（《周秦道论发微》）。只不过，阴谋家的“装”叫“韬晦”，老百姓的“装”叫“装蒜”，但都是“装孙子”。《老子》这本书，真可谓“最抽象也最实用”。 所以，老子的思想可以有不同的结果。用于学术，可以发展为思辨哲学；用于军事，可以发展为战略方针；用于政治，可以发展为斗争策略；用于生活，可以发展为生存智慧。就连同一种副产品，也可能有不同结果。比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可能是斗争策略，也可能自我安慰。由此可见，老子是影响深远的，也是无法尽说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