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历史观（三）三 道德管底线，法律管顾忌，两种社会规范各有分工并行不悖，这是人类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得出的结论。在此之前，不同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民族和国家，曾经有过不同的选择，有的更偏重法律，有的更偏重道德。讲历史观，不能不讲这两种选择。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是偏重道德的，至少儒家是这个主张，因为他们觉得道德更管用。孔子说，治理一个国家可以用道德，也可以用刑律。但是，用刑律治理国家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就是老百姓不敢犯罪，但是没有廉耻之心，他心里还是想犯罪的。这就“治标不治本”。治根本要用什么呢？用道德。以德治国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有耻且格”。格，有各种解释，其中一种是“正”。所谓“有耻且格”，就是既有廉耻心，又有正义感。因此，治理国家不能靠刑律，只能靠道德，也就是只能实行“德治”。 既然是“以德治国”，那么，就先得把皇帝也好，官员也好，都设计成好人，主张并相信“君子治国”。因为如果连治国者都不是君子，又怎么能够指望被治理的人“有耻且格”？所以必须假设，皇帝一定是仁慈而圣明的，是“圣人”；宰相一定是正派而贤明的，是“贤人”；地方官则一定是廉洁而高明的，是“君子”。皇帝圣明，宰相贤明，地方官高明── “三明主义”。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思路。 这个观念不能说没有道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人人都是君子，满街都是圣人，每个人都讲道德，难道不好吗？当然好得很，实在太好了。所谓“尧舜之世”，也无非如此。可是，做不到怎么办？事实上，我们建设了几千年，这个“理想国”和“君子国”也没能建起来，“伪君子”反倒弄出不少，甚至弄出“非典型腐败”来了。 什么叫“非典型腐败”？就是区别于“典型腐败”。比方说我的哥们杀了人，要把他从监狱里捞出来，我就花钱买通法官，买通警察，买通律师，把他从故意杀人定为过失杀人，再来一个保外就医，然后我就把他弄出来。这就叫“典型腐败”。因为我送钱、送礼、请客、吃饭是有既定目标的，这种案子一旦发现也是要严惩不贷的。 那么，“非典型腐败”是什么呢？第一，不是说我有事了，送你一个红包。什么事都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都没有，照送。这可以叫做“无目的贿赂”。第二，按照一定的时间和规矩，到时候就送，比如三节两寿。三节是什么呢？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寿是什么呢？就是长官过生日，长官的太太过生日。当时还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长官属鼠，生日的时候下属就送他一只纯金打造的老鼠。长官非常高兴的说，告诉你，我太太属牛。这个可以叫做“常规性贿赂”。第三，这种贿赂是人人都送人人都收的，不收不送就会被视为异类，检举揭发就更是匪夷所思。明清两代不收不送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海瑞。所以海瑞派到哪儿当官都不受欢迎。这个可以叫做“普遍性贿赂”。 于是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啊？制度。明清两代官员的俸禄极低。明代一个县太爷的月薪相当于多少呢？据吴思先生计算，相当于1130元人民币。这点少得可怜的钱，要用来做路费、买官服、养家人、雇师爷。师爷是什么？就是长官的私人秘书，国家不发工资的。这个钱谁出？自己掏。还有迎来送往，还有请客送礼，你说这1130块他够吗？所以唯一不收红包的海瑞，一年只吃一次肉，就是他母亲过生日的时候。这事当时曾在官场传为新闻。官场的人奔走相告，说告诉大家吧，海瑞今天居然买了两斤肉啊！ 海瑞后来是被当作了道德楷模的。但在我看来，那是楷而不模，因为没有人学他。怎么能学呢？不收红包没有办法过日子啊！所以这个腐败是逼出来的腐败，是“逼良为寇”。这种腐败因制度而生，最后又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制度，因此是“制度性腐败”。我有一本书叫《帝国的惆怅》，谈到了这个问题，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去看。 不过我们还是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薪水定得这么低，就不能调高一点呢？原因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为了标榜以德治国，君子治国。我们官员都是君子啊！君子不爱财，君子很廉洁，君子艰苦朴素，君子安贫乐道。他们出来做官，是为了报效国家效忠皇上，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少拿一点没关系啦！甚至不拿钱、倒贴钱也可以啦！结果怎么样那？结果是搞出伪君子，搞出“制度性腐败”。 相反我们看美国这样的国家。他的总统难道都是君子？也有不是的。他的总统想不想作恶？也有想作的。尼克松不是有水门事件吗？克林顿呢，拉链门事件。所以小布什没准也会整出点事儿来。但是最后怎么样？他弄不成。克林顿倒是混到底了，尼克松就只好辞职下台。因为克林顿只不过“私德不修”，尼克松却是“妨碍司法”。这个不能容忍。你可以做点缺德事（当然被曝光以后要道歉），但是你不能妨碍司法，更不能利用总统职务和行政权力来干预司法。所以他得下台。克林顿呢？他的事情揭发出来以后，支持率还增加了。美国人说，这个哥们不错啊！他怎么喜欢莱文斯基这样的女人？这么俗气，这么没有品位，跟我差不多啊！支持率反而上去了。民主社会就是这样，领导人必须跟着老百姓的口味走，不能够自命清高。民众也不在意领导人是君子是小人，有学问没学问，有品位没品位。反正有制度管着，谅他也不能如何，学问少一点，品位低一点，没准更好。 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上次美国大选后，记者问选民，你为什么选小布什，不选戈尔？有个老太太说的非常有代表性。她说戈尔这个人太聪明，太多学问了。学问多，人聪明，肚子里弯弯绕就多，把国家交给他我不放心。小布什呢？憨憨的，像个加油站的伙计，这个靠得住。我们就很奇怪。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应该是精英治国。治国的人，应该是有能耐的、有水平的、有品位的、有修养的，怎么选个傻乎乎的，一口土腔，没有文化？选这么个人，怎么能够放心？就因为他们更看重的是制度，不是人品。他制度上已经设计好了，你想作恶也没那么容易，有很多东西管着你吶！实际上，在美国人看来，所谓“白宫”，无非是高速公路上一个加油站。总统呢，也不过是加油站里的修车伙计，充其量是个卖二手车的。这样的人，会两下子就行了，憨厚一点就更好。 当然，小布什也未必就多憨厚。不过美国人的要求也不高，只要“看起来老实”就行。反正他们把所有的问题和麻烦都交给了制度和法律，总统是君子还是小人，无所谓了。我们知道，美国人在设计国家制度的时候，是不太相信什么“廉耻之心”的，也不指望治国的都是“君子”，反倒时时刻刻提防“小人”。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读我的《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这本书。美国宪法的一个基本设计思想，就是把治国的人先想象成小人，然后再设计一整套的东西来防范。因为一个人作恶，其后果跟他的能力大小是有关系的。比方说一个小民他要作恶，他能恶到哪里去呢？一个总统如果作起恶来，那就吓死人了。尤其是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他的总统要作恶，全世界都麻烦。怎么防止他作恶？先把他想成坏人。当时制定这个宪法的时候，大家心目中第一个任总统就是华盛顿。虽然所有的人都没有明说，心里却是这么想的。可是富兰克林却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我估计我们的第一任总统会是一个好人，但是后来的那些家伙，就天知道他们是什么了。因此，必须制定一整套的法来限制他，不让他作恶。这就是美国人的建国思想或者思路。 然而这里面仍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主张“德治”，却也并非单纯地只靠道德。我们也有法律和制度，怎么就不管用了呢？ 原因也很多，这里只能简单说说。首先，中国古代是否有法律，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只有“刑律”，没有“法律”，更没有“法治”。或者说，没有法治意义上的法律。什么是“法治意义上的法律”？第一，这法律必须是全体公民通过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序制定的“全民公约”。它体现的是全体公民的意志，而不是少数人、个别人的意志。但是，中国古代只有“臣民”，没有“公民”。既然连“公民”都没有，又哪来的“全民公约”？也就只能有体现君王意志的“王法”。王法非法，因为它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二，这法律必须对所有人都具有同等效力，所有人在它面前都是平等的，而“王法”显然不是，至少它不能约束皇帝。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不过是一句空话。没有皇帝的批准，是不可能“同罪”的，结果仍然是“人治”，不是“法治”。第三，这法律中必须有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宪法高于一切，既高于一般法，也高于执法人。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任何人，都只能按照体现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宪法来治国。也就是说，治国的其实是法，不是人。这才叫“法治”。 这样的观念和这样的法律，都是中国古代闻所未闻的。因此，中国古代所谓“法治”（比如法家主张的），就只能叫做“刑治”或“律治”，也就是按照一定的条款（律）来实施惩罚（刑），治国的仍然是人。在这一点上，孔子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他反对的是“齐之以刑”，不是“齐之以法”。他也没有说过“齐之以法”。可见，中国古代所谓“法律”，其实是“刑律”；所谓“法治”，其实是“刑治”。这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两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在法治观念阙如的情况下，制度的作用就会变得可疑。没错，中国古代也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包括防止官员作恶的监察制度。而且，平心而论，这些制度还是蛮不错的。比如规定监察官员可以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上级官员的制约。所以，一个七品（县处级）的监察御史，也可以弹劾王公大臣，他的上级管不着。甚至，就连自己的顶头上司，比如相当于监察部正副部长的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或者都御史、都副御史，作为本部门下级的监察御史也可以弹劾。这难道还不好？ 但是，第一，监察官员虽然相对独立，却非完全独立。他们可以独立于其他官员，却不能独立于皇帝。而且，皇帝也是不受监督和不能弹劾的。第二，这些制度设计出来，是对付君子的，不是对付小人的。所以，一旦朝中出现了小人，尤其是伪装成君子的大奸大恶，就没有办法。当然，办法也不是没有，不过那往往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比如明代嘉靖年间，朝臣们为了除掉大奸臣严嵩，就使用了“小人伎俩”和“不正当手段”，办法是诬陷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谋反，而且是勾结日本人。你说严嵩的儿子怎么可能勾结日本人背叛祖国？那是不可能的。举报人林润的奏折其实说得也很清楚：“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什么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这么说，实际上是捕风捉影，连匿名举报都算不上。然而并不容严世蕃申辩，更没有什么取证、对质，硬是手忙脚乱地就把他的脑袋砍掉了。这事当时就有人认为是冤案。但没有办法。不这样，严嵩一伙就除不掉。难怪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要说这时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了，因为无论道德还是刑律，都已经不再管用。要防止恶，竟然只能用恶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