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一个统一的国家要有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秦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法家的学说，汉王朝武帝之前的国家形态是道家学说，汉武帝以后是儒家学说。　　 晁错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你削他，他也是反；你不削他，他也反。如果你现在削，他反得快，马上就反，但是危害小；将来削，他反得是要晚一点，但是危害大。为什么呢？他越做越大了嘛！他越来越强大了嘛！你要趁他羽翼还没有丰满的时候把他掐死。等他羽翼丰满了，他还等着你打他？哪有这么好的事！晁错这句话说出之后，汉景帝就下了削藩的决心，这就惹出了吴楚之乱，又叫七国之乱。 现在看起来，晁错提出削藩策有一个前提，就是吴王刘濞必反，就是“不削亦反”，反正是要反，还不如去削。吴王真的会造反吗？现在从史书上，我们查不到他存心造反的证据。后来七国之乱平定之后中央军在吴楚两国也没有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有证据，只有那个邓公说了句“吴王为反数十年矣”，那也就是说“想当然了”——当然有一些蛛丝马迹，比方说吴王干了什么事呢？他干了这么两件事。因为他不是自己会铸钱嘛，他不是自己能产盐嘛，他不是很有钱嘛，于是他就把这笔钱抵了老百姓的赋税，就是他吴国的老百姓是不要上税的，这个上缴给中央政府的税收，我刘某人给你们缴了——这是叫收买人心。第二个证据是他专门收买亡命之徒，就是不管哪个地方犯了罪的人，你只管往吴国逃，逃去以后他都给收容下来。就像后来《水浒》里面的小旋风柴进似的，有一个大庄园，谁犯罪都可以躲我这儿来，官府不敢抓，那不就是要造反吗？吴王就干了这些事。 　　但是，拿这些个事抓吴王谋反，实际上也是证据不足的。当然晁错也抓了藩王们的一些其他碴子。 比方说楚王——这个我们在电视剧里面也看到了——他去抓楚王，说楚王你在太后丧期内乱搞男女关系，罪大恶极，就这么着把楚王给抓起来了。说实在的，一个王爷搞了两个女人，恐怕只能算小节吧，也不能算是谋反的证据啊！另外还有胶西王，卖了官收了钱。卖官这个事是从秦始皇就开始的，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秦始皇可以卖官，我就不能卖官？这都不能算是太多的证据。 　　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站在后人的立场上，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晁错的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吴王刘濞不反，不等于他儿子不反；吴王刘濞今天不反，不等于他明天、后天不反。你看曹操没有反，曹操的儿子反了吧 ？还有明成祖朱棣，他也曾经是藩王，是燕王，封到北京了。朱元璋一死，朱元璋的孙子——因为他的皇太子已经先死了，由皇太孙朱允继位——建文帝一上台，朱棣就反了，打出的旗号刚好就是吴楚之乱的旗号——“清君侧”，就这么反了嘛。所以这个藩国太强大了，对于中央政权是个危害，这一点肯定是对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因为曹丕反了、朱棣反了，就证明刘濞是会反的，我们不能这样反推。但是应该说晁错这个提防是有他的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深谋远虑。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痛不如短痛，吃柿子也不能专拣软的捏——既然要削藩，既然要真正推行削藩的政策，确实应该拿吴国这个最强大的藩国开刀。就是说对吴王刘濞，我们不管他是反，还是不反，都要拿他开刀——这个冤大头他当定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何况吴王刘濞最后一听说要削他，他就跳起来，也从某种程度上反证了他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谋反的条件的。那么，在那样一个时代，你具备谋反的条件，是可以被视为谋反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说晁错对于巩固那样一种国家制度，对巩固汉代的中央政权，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 　　对于这个观点，实际上很多人是有共识的。晁错之前的贾谊是最先提出削藩的——贾谊向汉文帝提出削藩——没有被汉文帝采纳。汉文帝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条件，还不到这个时机，所以汉文帝接见贾谊的时候，就问一些神神鬼鬼的事情，不跟他谈政治。后来有诗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觉得这个事情他做不成。 　　另外，晁错的死都是因为袁盎，可袁盎他也是主张削藩的。所以你要说整个汉朝廷中只有晁错一个人明白时事，也不是事实，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问题在于晁错提出削藩的时候几乎遭到一片反对，挑头反对的是窦婴。窦婴是公开反对的，其他人是私下反对的；而到了最后提出来要诛杀晁错的时候，朝廷是一片喊杀，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汉王朝的治国理念。我们知道，一个统一的国家要有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秦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法家的学说，汉王朝武帝之前的国家形态是道家学说，汉武帝以后是儒家学说。汉文帝的皇后、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就是一个笃信黄老的人。窦太后有个规定，就是自己的儿子和窦家的人只准读老子，只准读老子的《道德经》，不准读别的。所以，这一些人都是道家派，只不过汉景帝的态度比较温和，窦太后的态度比较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