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不能改变，构建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石的现代金融体系的目标不能改变，成为一个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体系的目标不能改变。”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微博]认为，大国金融结构的设计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非常重要。


　　吴晓求预测，到2020年，国内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不包括新三板)应该会达到3800家，市值80万亿至100万亿元，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在供给制度、注册制、公司上市标准等方面进行改革。


　　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及股票策略主管张智威认为，在股市波动性短期的风险被控制之后，除了需要对杠杆管理上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推进金融的中长期改革，尤其是是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战略的实施。


　　“不应当让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步伐受到太大的影响，如果因噎废食，所造成的风险会比短期风险更严重。”张智威说。


　　8月1日，在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新供给金融圆桌第八期会议上，“金融市场改革与发展”成为讨论的焦点。


　　限制第三方支付会阻碍创新


　　7月31日，央行[微博]发布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网络支付出台一系列新规，其中包括对网络支付进行限额——网络第三方支付单个客户所有支付账户单日累计金额应不超过5000元。此外，包括理财在内的综合性账户一年不得超过20万元。


　　此外，《意见稿》对第三方支付从事互联网金融理财业务作出了限制。意见稿规定，支付机构不得为金融机构，以及从事信贷、融资、理财、担保、货币兑换等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开立支付账户。这也意味着，包括支付宝[微博]、财付通这样的第三方支付，将无法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属于货币基金的余额宝[微博]，也将不符合规定。


　　对于市场上关于意见稿规定网购最高限额为5000元的说法，光大银行(4.15, 0.00, 0.00%)信用卡中心总经理戴兵认为这是一种误读。


　　“某些支付机构比如阿里巴巴[微博]，已经有银行牌照了，只要把它的快捷支付归到它所拿的银行牌照的管理范围内，就不会受到这个限制。该规定限制的是某些没有拿到银行牌照，又要吸收公众存款的机构。”戴兵认为，不应把第三方余额支付与网上银行电子支付混为一谈。


　　《意见稿》的出台，不仅引发了公众对于用户体验的担心，也让业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深表担忧。


　　中国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人、秘书长易欢欢认为，随着人眼识别技术、虹膜技术、指纹识别技术等技术的完善，手机对用户的身份认证能力很高，第三方支付在验证方面的安全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且，一旦走向非现金交易，每个人每笔真实记录是不可抵赖的，个人和群体的信用体系将会因此逐渐完善。


　　“借助于移动互联平台的第三方支付的普及，PC互联网走向移动互联网才会变得可能，这对于降低整个交易成本和促进整个商业环境都很关键。”易欢欢说。


　　“我对征求意见稿表现出一种忧虑。”吴晓求在发言开始就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吴晓求看来，第三方支付是形成互联网金融最具影响力的基石，第三方支付和电子商务高度契合，限制第三方支付会带来很多不便，“金融提供的服务最重要的是灵活、便利、安全，所有违背这些原则的限定都是错误的，效率低不是改革的目标，我希望不要有此类限制，限制第三方支付会阻止和扼杀金融的创新”。


　　须搭建一个强大的金融架构


　　《意见稿》发布当天，一位参与起草的央行相关人士对媒体回应称，市场上关于意见稿规定网购最高限额为5000元的说法为误读，通过第三方支付进行网购消费的额度能满足绝大部分消费需求。


　　但在吴晓求看来，限制第三方支付不仅会阻碍金融的创新，更不利于实现中国的大国金融战略——而这种变革必须通过新的金融创意来推动。


　　吴晓求在发言中称，中国的大国金融的核心要素，主要由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金融体系放开后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维持市场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精神的契约精神这三方面要素构成。


　　“看到央行关于第三方支付的征求意见，从大国的金融结构来看，这是有问题的。不可以让人们回到通过银行的载体进行支付的时代，如同不可以让人们回到必须拿现金交易一样。”吴晓求认为《意见稿》的相关规定过于保守。


　　吴晓求认为，从以银行为载体的支付体系向以移动互联为基本平台的支付体系的转变，是历史的趋势，这种以第三方支付带来的支付功能上的变革，必定会因为高效率而推动整个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金融活动主要还是依托商业银行来完成，对于实行大国金融战略的中国而言，这种传统的金融体系已显老化，亟需通过变革来搭建一个更加强大的金融架构。”吴晓求说。


　　吴晓求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我国要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国家的金融体系就必须有一个大国金融的基本架构，这个架构包括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分散风险的机制、良好的财富管理的效应以及流畅、安全、灵活、便利的支付体系等内容。


　　吴晓求认为，大国金融结构的设计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非常重要，到2020年国内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不包括新三板)应该会达到3800家，市值80万亿至100万亿元，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进行供给制度改革，注册制改革不能因为市场出现危机而停止，另外公司上市标准等也需要改革。


　　“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不能改变，构建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石的现代金融体系的目标不能改变，成为一个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体系的目标不能改变。”吴晓求说。


　　谈到金融体系改革，股市的波动是绕不开的话题。


　　国泰君安(19.02, -0.03, -0.16%)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任泽平认为，不要因为这次股灾出现市场化改革的倒退，不要因为这次股灾推迟对于注册制的这些改革，因为注册制才是真正开启机构投资者的牛市。“这次股灾暴露了我们对于金融创新的不了解、金融人才的缺乏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去反省。”


　　张智威认为，除了要反思此次股市波动在杠杆管理上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继续坚定中长期改革的步伐，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战略。不应当让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步伐受到太大的影响，如果因噎废食，将会带来比短期风险更严重的一个风险。


　　中国民生银行(8.60, 0.02, 0.23%)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认为，金融体系改革需要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相结合。财政货币政策是在危机失衡状态下采取的措施，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监管体系需要完善


　　在与会专家看来，金融体系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监管体系的完善至关重要。


　　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金海年博士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需要从三方面对当前的监管体系进行审视：


　　第一，无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新的金融体系，都在逐步进入到混业经营阶段，而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与此并不对等和匹配，需要作出相应的改革。


　　第二，创新来自于竞争，不应对竞争和创新作出太多的限制，改革应遵循这一原则。


　　第三，真正多层次的资本体系，需要经历不同规模和不同发展阶段，满足这样的融资需求，不仅要对注册制进行改革，还要对公平竞争的机制、合理退出的机制、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转板机制等作进一步完善。




　　金海年认为，在对金融的监管中，政府的工作是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关键是要让市场发挥定价的作用。“市场的核心作用不仅是配置资源，而是要创造价值，配置资源的目的是创造价值。而政府的核心作用就是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外部性的问题，包括防止垄断和一些临时的调控政策等手段。”


　　易欢欢认为，从“互联网+”的角度来看，金融监管不仅仅是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还要实现维护市场公平、协调多方面的相关利益等目的，要在面临传统和新兴事物时，划定合理的界限，确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做等规则。


　　中国人民银行[微博]货币政策二司副处长谭海鸣认为，在金融监管的框架改革方面，中国从1994年以来一直采取新设机构的“激励机制”来解决问题。


　　“所谓激励机制，就是新设一些机构应对金融创新，以此来激励金融市场，和监管部门共同合作。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一行三会都是有着各自的监管职责。正确的激励机制搭建的金融监管框架，将会推动金融市场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谭海鸣说。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