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人-神的和谐 在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面对史无前例的严峻的人地关系危机的现实，只有“反规划”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才可以实现“天地-人-神”和谐的人居理想。当然，“反规划”不是不规划，也不是反对规划，它是一种强调通过优先进行关键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城市空间规划的方法论，是对快速城市扩张的一种应对。传统的城市规划总是先预测近、中、远期的城市人口规模，然后根据国家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用地规模，再依此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和不同功能区的空间布局。这一传统途径有许多弊端。 古代中国风水说认为土地是母亲，城市是一个胎儿，城市的所在地是“胎息”。但是我们恰恰是先造胎儿再造母亲，大地好像是不存在的。城市是一个多变而且复杂的巨系统，城市用地规模和功能布局所依赖的自变量(如人口)往往难以预测。深圳当时预测2000年的人口是100多万，并按此来规划，结果到2000年时达到了700万。北京更是这样。所以，建立在人口预测上的城市理想是个空中楼阁。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城市建设主体已经从政府和国家逐渐转变为开发商。现在是政府做规划，房地产开发商来建城市。而规划师对市场不甚了解，却想着要控制市场，从而导致规划的失灵。所以政府该做的事情就是不建设用地的规划和控制，需要“反规划”，就是首先要确定不该建设的区域和土地系统，该建设的东西让开发商去建设，不该建设的地方由市长和规划局长代表公众去做。面对变革时代的城市扩张，我们更需要逆向思维的国土和城市规划方法论，以“反规化”的思维，以不变应万变。顶的一滴雪水，可以流到太平洋去，就因为河流是连续的。 对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土，只有努力维护其自然过程和格局的连续性，才能保证各种生命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各种生命会陆续断绝。同“反规划”理念类似，维护和恢复河道及海岸的自然形态同样是具有战略性的。河流水系是大地生命的血脉，是大地景观生态的主要基础设施，污染、断流和洪水是目前中国城市河流水系所面临的三大严重问题。然而，人们往往把治理的对象瞄准河道本身，殊不知造成上述三大问题的原因实际上与河道本身无关。其他如耗巨资筑高堤防洪、以水泥护堤衬底、裁弯取直、高坝蓄水等，均使大地的生命系统遭受严重损害。以裁弯取直为例。古代风水最忌水流直泻僵硬，强调水流应曲折有情。只有蜿蜒曲折的水流才有生气、灵气。现代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也证实了弯曲的水流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利于消减洪水的灾害性和突发性。其他战略还有像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建立无机动车绿色通道，建立绿色文化遗产廊道，以及溶解城市等。 中国各大城市现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现象，中国将来一定要靠自行车和公交来解决交通问题。更何况现在的中东问题以及我们面临的石油危机问题。中国的和平崛起必寄希望于自行车和轨道交通上；如果寄托在汽车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但是等到我们再想骑车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我们已经没有可以骑车的路了,我们的路全被汽车给占了。 中国古人也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面对异常快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规划师和城市建设的决策者不应只忙于应付迫在眉睫的房前屋后的环境恶化问题、街头巷尾的交通拥堵问题，而更应把眼光放在区域和大地尺度来研究长远的大决策、大战略，哪怕是牺牲眼前的或局部的利益来换取更持久和全局性的主动。从这个角度来讲，眼下轰轰烈烈的城市美化和建设生态城市的运动，至少过于短视和急功近利，与建设可持续的、生态安全和健康的城市，往往是南辕北辙。 济世救民是传统风水之所以出现的初衷。如今，这种美好愿望正被现代景观设计和生态规划所延续。如果说在当代和未来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好“风水”来保障城市和居民的健康与安全的话,那么这个现代“风水”就是生态基础设施：一个保障生态系统自然服务功能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一个保障五千年神灵栖息场所的景观遗产网络。这也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肩负的重大使命。 有了科学技术,我们还缺什么？ 我们现在处于科学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科学了。尽管科学发展了,但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灾害反而更可怕、更危险了。那科学的力量何在？现代世界越来越证明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 “泰坦尼克”的沉没不是因为船不够坚，而是因为人们太相信它的坚固了。中国古代大禹和其父鲧的不同治水哲学及后果似乎妇孺皆知，但我们又何尝不在重蹈鲧的覆辙呢？当今我们的国土和城市生态安全战略恰恰是在用巨大的人类工程、片面的科学技术，打造对抗自然过程的“铁甲车”。考察中国当代的自然灾害，可以发现最严重的灾难后果恰恰是因为人类“铁甲车”的失误而带来的，如决堤、决坝导致的洪水灾难。最近美国新奥尔良的淹没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人还以为新奥尔良的防洪堤坝不够高、不够坚固，而事实上，正是因为人们自信堤坝之坚固，才是导致灾难的最根本的原因。 曾经有这样的报道：在印度洋海啸灾难中，一个文明时代的“天堂”瞬间成为废墟，并夺走了近30万人的生命。相比之下，偏远岛屿上孑遗的史前部落却能在大难中安然无恙。这是否因为他们对可能到来的灾难更加敏感？ 在前科学时代，有限的经验知识通过宗教和伦理，牢牢寄生于人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中。自然中的所有现象，都被视为“吉”或“凶”的预兆。比如中国古代风水相信曲折蜿蜒和连续的河流是“吉”的。现代景观生态学的研究表明：蜿蜒的自然河流有利于消减洪水能量、避免洪水灾害。可我们当今的防洪工程恰恰是逢河必坝、遇弯必裁。科学知识，完整意义上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并没有变成我们明智地利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而是被片面地、断章取义地误用。 从一些中国最早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灾害是相当频繁的。如《易经》的六十四卦就有专门的卦和大量的爻辞来卜算和应对洪水、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反映了华夏先民试图通过巫与神，来预知灾难的来临，获得人地关系的和谐。基于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灾难经验，对大地山川进行吉凶占断，进行趋吉避凶、逢凶化吉的操作，成为中国五千年来人地关系悲壮之歌的主旋律。 这期间不乏有因通神灵、有神功的大巫大神者，如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而被奉为地方之神者，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更有遍布大小城镇和各个民族村寨的地理术士们，他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芸芸众生卜居辨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及牛鬼蛇神。因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栖居。无论大小乡村还是城镇，其设计无不以山水为本，依山龙水神，求安宁和谐之居。尽管早期西方传教士们视盛行于中国的巫风卜水为邪恶，但对其造就的大地景观却大为感叹：“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必充满着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