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链

　　本书将组织理解为在特定条件下多个行为主体之间某种或数种特定关系的总和。在本章的陈述中，这种关系包括组织与成员、成员之间、成员与对手组织之间等三种关系。

　　那么是什么东西在维系着这三种关系？本书以为，是一根“刚柔相济”的关系链。这根链条由“刚”、“柔”两个部分交织而成（如图2－4所示）。其中，“刚”的部分是指用于处理利益、权力、分工等关系的硬性制度安排；“柔”的部分则是指用于指导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的精神穹宇。本节着重探讨关系链中“柔”的部分。“刚”的部分将在其他的章节中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进行探讨。

　　关系链的横切面示意图（图略）

　　仅从成员和组织的关系来看，“信念”的影响力在于维系二者的关系；“文化”的影响力在于维系成员之间的关系（营造一种特殊的氛围）；“共同思想”的影响力则在于排斥对手组织对成员的吸引力。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本章开篇三个问题的答案：

　　清贫的延安为何如此令人神往？

　　——因为信念使然。

　　艰难岁月，为何如此斗志昂扬？

　　——因为文化使然。

　　星罗棋布的根据地，为何无人拥兵自重、“割地称王”？

　　——信念和共同思想使然。

　　更多的人没有习惯对自己的人生做彻底的思考，他们总是自发地随着社会的潮流而起落。“自发”状态本质上是一种盲目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总会“苟且栖身”于生活环境的价值取向之中；而社会环境的价值取向通常是短视的、不稳定的、非理性的——因为是自发形成的。关键在于组织的信念是否能激发人们从“苟且栖身”的心灵漂泊中解放出来，实现从“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的飞跃。“自觉”的才是理性的和坚定的。只有“自觉”的人才不会成为迷途的羔羊。

　　我们还必须看到，人性的（普遍）诉求总会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比如人性在社会危机频发的时代与和平繁荣时代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诉求。在国家或民族的危机面前，人心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会空前强烈；在和平年代，尤其是欣欣向荣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们心中更大的愿望则是追求个人的成就或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如果他们处于政治清明国家兴旺的时代则一定会是另一种人生状态。

　　延安信念的最大魅力在于它在国家民族的危机年代激发了人们救国救民的强烈诉求；使原本处于“自发”状态的人们空前觉悟，进入高度“自觉”的状态。这说明组织的信念只有关照人性的诉求，才能在人心中引起共鸣。

　　但今天的许多经理似乎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常常习惯于只“为股东创造价值”，甚至不惜通过对员工或客户的肆意掠夺来实现。

　　这看上去似乎并没有什么错，因为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股东的本能就是获取最大化的投资收益。然而，有两点是必须面对的：一是股东投资收益产生的逻辑；二是企业的利润是多种利益关系人（股东、员工、客户、债权人、政府等）共同努力的成果。

　　进一步分析这两点就不难发现，那些仅仅强调企业“为股东创造价值”或“获取最大利润”的观点其实是非常错误的，至少是一厢情愿的。其一，因为企业利润产生于企业为客户创造的价值与客户支付的价格之差；根本的环节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其二，股东仅作为多种利益关系人之一种，如果没有其他利益关系人尤其是员工的努力，股东的价值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其三，股东价值在企业价值创造的逻辑链条中，是最后一环，是最终的结果而非根本的原因。

信念是理性的和明晰的。然而，人性需要的是理性与感性的水乳交融。

　　感性是组织文化的基本特征。没有文化支撑的信念将是脆弱的和干涸的；同样，没有信念统领的文化则是阴霾混乱的。组织的信念与文化如同自然界的太阳和水。只有太阳而没有水的地方是荒漠；只有水而没有太阳的地方是深渊。如果单独存在，二者都不会有生机。

　　文化的意义在于以组织所倡导的基本观念和价值判断深入地影响和塑造成员的思想和言行，并由此形成有利于组织意志和利益的感性环境，即氛围。

　　组织与成员原本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系统。如果要想将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发展为母子系统的关系，那么关键之处则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信念和共同思想的影响力为二者建立共同的基础；二是让二者都成为开放的系统，并且在两个系统中之间进行着能量或信息的交换。因此，开放与交流就会成为维系成员与成员之间、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链的基本功能。在建设组织文化时至关重要的是通过精心营造宽松的环境，使人们得以放下不必要的戒心。在没有或少有戒心的环境中，人会将主要的注意力投向组织倡导的方向，从而实现组织利益的最大化。不仅如此，宽松的环境还有利于信息的流动。在瞬息万变的社会背景之下，信息的流动往往关乎组织的生命。此外，宽松的环境还有利于成员通过积极的学习来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

　　共产党曾经通过大力倡导各种“精神”或“作风”来强势塑造组织内部的开放型文化，从而使组织和成员这两个原本相互独立的系统成功融合在一起。

　　著名的“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虽然是毛泽东到1945年才在《论联合政府》中首次提出并加以阐述的，但共产党阵营在此前20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就无不时时处处遵循着这三大作风基本宗旨。“三大作风”巧妙地解决了组织与成员两大系统之间，以及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开放与交流”的问题，成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源之所在。

　　不仅如此，共产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总有不同的主流精神成为组织文化的基本标志。井冈山精神注1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在组织前途不明朗的创业时期，如何保持坚定而清醒的信念；长征精神注2则反映出组织在遭遇挫折的生死攸关时刻，如何保证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延安精神注3反映了困难时期组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重要性；西柏坡精神注4，尤其是两个“务必” 注5则反映了组织取得重大成功时必须保持的清醒和谨慎作风的重要性。

　　在组织的关系链中，信念为成员提供理性的方向；文化为成员营造感性的环境；而共同思想则为成员提供实现组织目标的现实可行性，以及建立在现实可行性基础之上的信心。

　　共同思想在组织关系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共同思想的系统程度、有效程度和深度（一言以蔽之，正确性程度），决定了组织整体运行的质量和实现愿景的可能程度。

　　肯德基的成功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强大的共同思想。“店址选择”对零售企业来说虽然不是决定成败的唯一因素，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必要性因素——事实上，任何企业的成功都是系统性的成功，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一招制胜”。肯德基在“店址选择”方面的独特性有有效性是业内共知的事实，它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市场都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严格的方案“蓝本”。肯德基在中国任何城市划定的“商圈”，往往都会成为业内追捧或直接“借用”的对象。业内甚至流行着这样的说法，与肯德基名气相当的另一家跨国快餐企业，因与肯德基有着相同的细分市场，故在选址过程中索性直接瞄准肯德基划定的商圈。

　　我们无从考证这一传说的真伪，但无论真伪都说明了肯德基在这方面公认的领先地位。

　　二、共同思想与成员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共同思想既对成员有强烈的指导性作用，同时又接受成员的实践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共同思想的形成、修正、发展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成员对共同思想的“反作用力”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对组织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并派生出更高的忠诚度。

　　三、共同思想对成员最直接的价值是提高了他们的个人素质，升华了他们的人生经历。这是一种特殊的价值。成员从组织获取的价值越大，满意度就越高；满意度通常会直接派生出忠诚度，而忠诚度又直接导致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共同思想为成员提供判断的标准，不但能够有效增加成员与组织之间、成员与成员之间的认同感，也能从思想层面加深了相互之间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在前两点的基础上，增强成员对组织的归属感和依赖感，从而有效地排斥对手对本组织成员的吸引力。星罗棋布的解放区，为何无人拥兵自重、“割地称王”？除了前面所讲的信念的因素，毛泽东思想的深入人心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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