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0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一个月之后，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按照中央指示，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西征。

三路力量之中，徐海东一路风一路火首先打到陕北，成为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三人团就红军突围紧张筹划且激烈争论之时，被排斥在核心圈子之外的，却天天天不亮就在会昌城外爬山，并写《清平乐》一首：“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1958年，他对这首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

手书自作词：《清平乐·会昌》8月1日，出席瑞金“红场”──大埔桥举行的阅兵典礼后，为《红星报》亲笔提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眼见危机，又眼见自己的意见无人听，甚至无人来询问自己，内心之痛苦，旁人难察。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与一样，也未能进入三人团。

在讨论有多少红军部队参加脱离根据地的西征时，李德与周恩来发生了尖锐分歧。李德主张只以中央红军一、三、五三个主力军团线，他设想在外线作战打开局面牵动敌人之后，主力还可以返回。周恩来没有明说，但内心非常清楚，一旦主力出击外线，便很难返回。所以他主张撤退整个苏区。

反“围剿”战斗中的工农红军。应该说周恩来是对的。后来留在苏区的力量，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损失极其沉重。当时的实情是留得越多，损失越大。

李德也不是毫无道理。突围的野战部队如果伴随拥肿，失去机动，损失也要增加。红军长征初期受到的严重损失，也证明了这一点。

负责组织工作的周恩来面临两难。

他似乎一生之中皆充满两难。

后来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议论围绕在周恩来周围。一种说他组织的撤退工作所携东西太多太细，使红军大队行动缓慢，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一种说撤退工作组织得太伧促，该带的没有带，不该带的却带了很多。对这些议论，周恩来很少说话。他从来不是那种品头论足的人。属于他的从来只是工作，而且是越来越干不完、越来越堆积如山的工作。从第四次反“围剿”始，已经被排挤出了决策圈，他必需苦撑危局。有些指责是对的。有些指责，却仅仅因为他做得太多。

李德是中国的宿命，周恩来也是中国的宿命。若没有周恩来只有李德，中国革命该怎样涉过那些激流险滩呢？

9月16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谈三件事。 一是说明国际“七大”延期召开的原因。二是要中共中央暂时不要给满洲省委发指示，同时川、陕苏区应联系起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这是“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最后是国际在莫斯科出版了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同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的美观的书”。这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最后联系。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1934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级弗里德·斯特恩德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没有人来接替了。无线电转送电报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的，事实上就是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中，他们在莫斯科工作过。一位名叫李竹声，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另一个中国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维奇。6月，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声，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供出了电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电台被破获，从此结束了上海局的活动，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

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叛变后，上海局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中断。

但中共中央还是一直保持着与上海局沟通联络的能力。当时中央红军共有电台17部，留3部给坚持中央苏区斗争的项英、陈毅、刘伯坚，14部分别配属军委总部和一、三、五、八、九军团。后来在湘江战役中损失严重，部队大量减员，军委下令把笨重的发电机、蓄电池埋掉，对上海方面无回音的呼叫才完全中断。

所以在莫斯科发号施令的王明说，他听到上海日文《新闻联合》通讯社1934年11月14日所发布的消息，才知道红军撤出了中央苏区。该消息说：“向四川省进发的中国红军主力，在11月10日放弃了过去中央区的首都瑞金。”

战略转移是后来的说法，当时讲的是“突围”。对这一决定的保密很严。李德回忆，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委员；其他人包括军团一级军政领导干部，也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任务。所以政治动员，思想教育都忽略了；也没有在干部战士中进行解释工作。为什么退出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也必须看到那是一个非常时期。在四面合围的敌军已经将中央苏区压缩到一个很小范围之时，保守行动的秘密和突然性，就是保护党和红军的生命。保密决定并非一无是处。所以即使抓到了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也仍然没有弄清楚红军下一步的意图。中央红军的最后决定，连上海局也不清楚。

10月10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军5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开始了向湘西的“突围”——既后来所说的战略转移。

10月25日，通过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感慨万千地说： 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

忙碌的周恩来一言不发，更加忙碌。他组织了庞大的撤退计划，携带了过多过细的东西，个人行李则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两条毯子，一条被单，作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

李德也留下一段评论：“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军队领导者的军事计划”；“突围的目的，只限于冲破敌人对中央苏区越来越紧的包围，以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配合已由第六军团加强了的第二军团，在华南的湘黔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一大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谁也不知道一旦迈出第一步，就要走上两万五千里。最初称为西征，军队也叫西征军、或西方野战军。

开始的无疑是漫漫苦难。也是耀眼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