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一词最早于21世纪初见诸西方报端，它指的是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发达经济体虽然出现了经济复苏，却无就业增长相随。这种较少出现的怪异格局，隐约地透露出不祥消息。
2010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埃里安在题为《驾驭工业化国家的新常态》的著名报告中，正式用“新常态”来诠释危机后世界经济低增长、高失业以及投资低回报的新特征。自那以后，大量国外媒体和知名学者开始使用这一概念，其蕴含的共识是：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将经历长期、深度、全方位的调整。
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对这一概念加以引申，她指出，全球“新常态”可以更贴切地被表述为全球发展的“新平庸”，其基本表现是：主要国家的经济呈现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特征。
2015年4月10日，拉加德进一步警告道：各国应尽快共同采取措施，否则，“新平庸”将变为“新现实”。无穷忧虑，溢于言表。
可见，在国际上，“新常态”主要被用来刻画全球经济之长周期的阶段转换，其内涵的倾向，有几分悲观，加几分无可奈何。
中国则不然，“新常态”概念的提出和阐发，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明确宣示。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扬
本文系作者于2015年7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体学习会议上讲稿的修订稿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常态”。
7月29日，在中南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集中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等三大特点，并表达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发展新机遇的乐观预期。
到了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常态”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个重要会议上，习主席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详尽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成因及发展方向，并且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循名责实，国外和国内的新常态概念虽有相通之处，其本质却大异其趣。其相通处，在于国内经济新常态显然受到全球经济新常态的强烈影响。其不同处在于，国外的新常态充满了对经济长期停滞的无奈，甚至是对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恐惧；而国内的新常态则宣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决心，并指出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美好前景以及实现美好愿景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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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周期现象的全球经济危机
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就敏锐地指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世界经济长周期变动的反映，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历史结果。”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必须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理解仍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经济的运行及其变化；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也须从世界长周期的视角加以分析。
长周期理论肇始于20世纪初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925）的开创性研究。他对主要发达国家数百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存在着长度为50年左右的周期性波动，而驱动长周期波动的主要动力，则是重大科技革命和由其引致的固定资本的全面更新。
康氏之后，大量优秀的经济学家对长周期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理论架构和实践应用进行了拓展。熊彼特（1975）强调了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换升级在长周期中的作用。他认为：以50年左右为一个循环的长周期，源于那些影响巨大、延续时间较长的创新活动，即以产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活动。科技革命引发创新，创新则带动经济发展。本质上说，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创造性破坏”。
其后，罗斯托（1978）提出了相对价格长周期论。他认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高低，是制动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的杠杆，其中，粮食和原料等初级产品的相对丰裕和匮乏，以及由其引致的价格暴涨暴跌，是长期波动的主导因素。
范·杜因（1991）在熊彼特技术创新长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生命长周期理论。他指出，任何一项基本创新活动，都要经历引进、增长、成熟、下降四个过程。这四个过程分别对应经济长周期运行的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其中，复苏和繁荣一起构成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衰退和萧条则共同构成长周期的下降阶段。
经济周期是工业化社会的现象。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已经历了五轮长周期。
第一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出现在1795～1825年。这轮上升期的主要动力，是发端于英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基础技术创新以及纺织技术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运河狂热”以及英国经济的“大跃进”。
第二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出现在1850～1873年，这主要归功于钢铁、煤炭和铁路诸领域的革新。发生在英国和广大欧洲大陆国家中的“铁路狂潮”以及英国的“维多利亚繁荣”，是此间最令人难忘的经济现象。
第三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出现在1890～1913年。电气、汽车制造等技术的发明使用，使得电气、汽车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并最终把汽车工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欧洲的“美好时代”、美国的“狂飙突进年代”等，是最具代表性的现象。
第四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发生在1945～1971年。这一时期的科技创新来源于更多的领域，包括电子计算机、生物、航天和新材料等广泛领域的革命性变化。这一上升期对应着发达经济体二战后增长的黄金时代。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的石油危机与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结束了这一“黄金年代”。
第五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发生在1980～2007年。这正是国际经济学界如今仍啧啧称道的“大稳定时期”，如今已成笑柄的“历史终结论”以美籍日裔政治学者福山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1980～2007年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得益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发展，得益于集中体现这些原则的“华盛顿共识”的推广。
他们片面认为：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上，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将永久消失，在一定意义上，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此一美好时期。此即“历史终结论”的由来。随着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历史终结论”不攻自破。，便出现在这一时期。支撑这一上升期的科技创新堪称百花齐放、层出不穷，它们共同成就了以信息技术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经济”。
以上我们以上升期为标识，鸟瞰了工业社会迄今所发生的五轮长周期。在关注那一段段凯歌行进的科技创新、产业革命和经济腾飞的同时，我们切不能忘记紧随其后反复出现的冷酷事实——在一段较长的繁荣期之后，必有一段较长的下行期相伴。更不能掉以轻心的是，长周期的下行阶段，短则近十年，长则延续三十余年。如今，我们正处在第五轮长周期的下行阶段，对于经济下行期延续时间之长，恢复过程之曲折艰难，我们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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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新常态”“新平庸”
与“长期停滞”当今世界经济，恰如IMF总裁拉加德所言，已经从新常态恶化为新平庸，并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沼。其主要表现有五。
（一）全球经济仍未见复苏的明显迹象
经历了7年多危机的全球经济，如今仍深陷于弱复苏、低增长、高失业、低通胀、高负债、高风险的泥沼中。作此判断的根据有二：其一，导致危机发生的主要因素，即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财政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严重扭曲，依然故我；其二，在救助危机的过程中各国相继推出的超常规调控措施，在防止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死亡效应的同时，正逐渐显现出巨大的副作用。低迷的投资回报率、居高不下的债务率和杠杆率、过度的货币供应、徘徊于悬崖边的财政赤字、松懈的市场纪律以及社会动荡愈演愈烈，是其中最显著的表现。
因此，美国的财政、债务及经济危机，欧洲的债务和经济危机，日本的政府债务和经济危机，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双缺口”广大新兴经济体普遍同时存在国内储蓄不足和对外储备短缺的状况。困境等，都将长期持续。我们判断，这种状况，至少还要延续5年以上。
2015年6月12日，世界银行再次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3%调低到2.8%。6月17日，美国中央银行将美国经济增长率的中心趋势预测值由2.3%～2.7%调降为1.8%～2.0%。如此等等，足见形势之严峻，足见经济复苏道路的困难、曲折与漫长。
（二）各国经济运行非同步、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不居、利率水平悬殊、汇率变动不居、国际游资肆虐，致使息差交易盛行
在经济全球化的正常状况下，不仅各国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宏观经济政策也保持大致相同的步调。然而，这种全球经济的同步性自2007年开始受到冲击并发生转变。危机发生不久，人们首先看到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双轨脱钩”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之间出现巨大差异且彼此间存在较少关联。
自2012年始，各国经济失联现象进一步在全世界蔓延：新兴经济体内部（例如“金砖国家”）和发达经济体内部（例如美英和欧元区、日本）各主要国家（地区）的经济走势均出现了高度的非同步性。
由于各类国家或处于危机后的不同复苏阶段，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政策倾向便南辕北辙。当下，美、英等国央行正缓步退出量化宽松，欧元区和日本的量化宽松却正在进行中。如此明显的国际政策周期“失联”，不仅使政策实施国难以达成其预期的宏观目标，更会在国际上触发“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形成“零和”甚至“负和”博弈。
经济周期错位及其导致的政策周期相悖，自然会引致各国宏观经济变量出现差异；各国宏观经济变量差异的长期化和无序化，为国际投机资本创造出从事“息差交易”的温床，从而，国际游资大规模跨境流动并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已经成为全球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
（三）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均程度不同地陷入“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致使经济恢复逡巡不前
此次危机作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各类经济主体负债率和杠杆率过高引发的。危机前，发达经济体中的居民、企业乃至政府都大规模举债，以“加杠杆”的方式来提升其当前的消费、生产和投资能力；正是杠杆率的全面、迅速、大规模提升，使得发生在住房金融领域中的一个产品问题（次贷），轻易地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进而传染到整个经济系统，终至祸害全球。
病因既然在杠杆率飙升，危机的恢复显然就要以“去杠杆化”为必要条件。然而，去杠杆化至少涉及两大难题。其一，从根本上去杠杆化，需要不断提高储蓄率并积累大量储蓄。但是，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储蓄率不易提高，储蓄急切难得。
其二，去杠杆化作为经济恢复的前提条件，将全面引发“修复资产负债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经济主体获得新增资金后，其优先选择将不是从事消费、生产和投资等宏观调控当局希望产生的“正常”经济活动，而是将之用于充实资本，减少债务，“修复”资产负债表，甚至投入股市等资产市场。
换言之，去杠杆化过程会导致大量企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改变经营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不事生产和投资，专事还债的“合成谬误”，进而引致“资产负债表式衰退”。全社会的信用紧缩局面，就此形成。简言之，这里的两难境遇在于：危机的恢复取决于去杠杆成功，但去杠杆过程引发的经济收缩却阻滞了危机的恢复。
（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紧张，局部战争频仍
在经济普遍放缓、失业率攀升的背景下，以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为名推行贸易保护，自然成为各国政府的第一选择。这就造成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在危机中陡降，并进一步危及经济全球化自身。更值得警惕的是，由于经济复苏乏力，各国苦无良策，一个危险迹象由微而著——历史的经验证明，危机严重到一定程度，非有战争不能摆脱。
19世纪之前的世界动荡不安，自不待言；在20世纪，30年代危机和70年代危机，也都伴随着规模不等、连续不断的战争；21世纪以来，传统甚至非传统的世界“火药库”烽烟四起，中国周边也不安宁。在分析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并制定国策时，我们必须认清并牢记这一事实。
（五）全球治理出现真空
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建立了专门的治理机构，并相应制定和形成了专业化的治理规则、最佳实践和惯例。这些机构及其运行规则，在各个领域中形成了完备的治理机制。这些机构、规则和机制一向运转有效，但显然未能经受住本轮危机的冲击。
2007年以来，现行的全球治理机制，既不能有效应对传统挑战，更无法对日趋复杂的非传统挑战适时应变，几乎所有的国际治理机构和治理机制都已失灵。可以认为，二战以来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已经礼崩乐坏，大国间就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并展开合作的有效机制已不复存在。近年来，全球举行双边、多边峰会的次数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世界仍不安宁，麻烦不断发生，便是明证。
我们认为，上述状况将长期存在。这是因为，处于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主要经济体均陷入了“长期停滞”。造成长期停滞的原因，从供给端分析，主要是技术进步缓慢、人口结构恶化以及真实利率水平下降至负值区间；从需求端看，主要表现是持续存在“产出缺口”，即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时期内低于其长期潜在趋势；从宏观政策角度看，主要体现为均衡利率为负值状态下的货币政策失效（流动性陷阱）；从收入分配看，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撕裂了社会，抑制了经济社会的活力与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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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
如果说全球新常态主要归因于长期停滞，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则是结构性减速。不过，这种因“三期叠加”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的下落，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总体质量、效益、生态及可持续性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换言之，中国经济“新常态”包含着经济朝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细致、结构更合理的高级阶段演化的积极内容。这些趋势性变化，既是新常态的外在特征，又是其内在动因。
（一）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
如果剔除2009年财政强刺激政策引致的2010年经济增长率“异动”，中国经济增速的缓慢下滑是自2008年始的，而且，下行的压力至今并未消减。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预测，进一步佐证了我国的结构性减速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的预测结果显示，在2011～2015年、2016～2020年和2021～2030年三个时间段内，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分别为7.8%～8.7%、5.7%～6.6%和5.4%～6.3%，增速递减的趋势甚为明显。
导致我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的原因主要有四。
一是要素供给效率变化。人口、资本和技术进步，构成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供给。从人口供给看，过去30余年中，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从闲置、半闲置状态转移到制造业，构成支撑我国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从几年前开始的人口参与率下降、继以总人口下降的趋势，使得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
从资本形成看，在高储蓄率支撑下，过去30余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一直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然而，人口红利消失、传统工业化结束、消费率缓慢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等，已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呈逐渐下降之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过去30余年的平均26%直落到2014年的16%左右，可为明证。
技术进步的动态仍然令我们失望：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是我们面临的长期挑战。要言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三因素叠加，在经济增长的要素层面，合成了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
二是资源配置效率变化。过去30余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大量资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从效率低的第一产业转移到效率高的第二产业。长期、大规模地进行这种资源重新配置，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
如今，中国的制造业份额（占GDP比重）已近饱和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不要发展。当前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着升级和做强的问题，《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人口等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
然而，作为世界普遍规律，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制造业；在中国，由于服务业多处于低端，这种生产率差距尤为显著。基于这样的差距，当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服务业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并累及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三是创新能力不足。根据汤森路透的研究报告，2012年，以专利为主要指标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排名中，中国企业无一上榜，以知名商标为主要指标的世界品牌100强中，中国仅有4个。制成品出口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占出口额的比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异。
根据经合组织对全球价值链（GVC）最新测算结果，我国出口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只有67%，而美国、德国和日本则分别为89%、85%和73%。应当清醒地看到，当我们基本完成了以赶超为目标、以进口为主要渠道的“学习课程”，并接近国际科技前沿时，或者，国外已没有系统的东西可供学习；或者，面对中国的崛起，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对我进行全面技术封锁。
面对此状，我们必须从依赖技术进口转向全面自主创新。但，这一转变殊非易事。举例来说，我国专利申请量2014年已居世界第一位，学术论文发表亦列世界前茅，但专利转化率却居世界中游。诚如习主席最近尖锐指出的那样：创新不是发表论文、申请到专利就大功告成了，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习主席的这段话，清晰地指明了我国创新能力不足的关键所在。
四是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浪费资源，曾经是我国粗放式经济发展的典型现象。21世纪以来，能源价格和其他大宗产品价格相继飙升，随后又剧烈波动，终于使我国资源消耗型增长方式遇到强硬的约束。
同样，环境曾经被我们认为是可以粗暴“忽视”的外在要素，然而，雾霾挥之不去，食品中重金属超标，饮用水被污染等，已经使得发达国家发展一两百年后方才出现的环境问题，集中在我们这里显现出来。当我们着手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函数就会内生地增添了资源环境约束的负要素。
（二）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
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新的稳态，更不是说中国目前的现状便是“新常态”——如果把现状认作“新常态”，“新常态”就变成了对现状的消极默认，从而失去了中国“新常态”蕴含的积极进取精神。
在我们看来，目前中国经济的状态只是一个起始点，它正引领我国经济进入一种动态优化过程：某些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一些特征则在弱化、改变或者消失。简言之，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一个有着确定美好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优化过程。
就经济运行而言，它指向的是“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续性增强”的更高级、更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就社会经济制度而言，它指向的是关键环节、重点领域的改革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定型、更加成熟。
“新常态”之所“新”，指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始呈现若干新的特征，不仅包括新的战略方针和指导思想，而且包括新的制度条件，还包含新的思想方法和新的工作理念。
新的战略方针的突出体现，就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强调不以GDP论英雄的价值取向。应当清醒地看到，转方式、调结构，是我们迈上更高级发展征程必须越过的坎，如果资源、资金、市场等各种关系如过去那样绷得很紧，经济发展方式就转不过来、经济结构就调不过去，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就会落空。因此，我们组织经济活动，既要看发展，也要看基础，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应当把GDP增长和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提高等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综合考量。
新的制度条件的集中体现，就是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依法治国的定鼎作用。三者内洽地结合在一起，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整内容。强调市场与政府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分工配合、协调共进，是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要义；强调依法治国，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道路。
新的思想方法的集中表现，就是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深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新常态下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强调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其哲学的意蕴，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就是这种以问题为导向来部署中国改革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的经典范例。
新的工作理念集中体现在锲而不舍的钉子精神上。它强调的是敢于担当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攻坚克难的力量以及“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辩证法。应当看到，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也曾提出过很好的发展目标，但是，由于缺乏“钉子”精神，实践中却未能有效地将它们落实。相比而言，新常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我们正锲而不舍地将过去和现在确定的一系列宏伟目标稳步付诸实践。
2014年的中国经济，已经全面展示出“新常态”的多维特征。这些特征通过三个维度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是数量、规模维度，如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财政收支、货币供求等经济运行的数量侧面，均如期而下；
二是经济运行结构、效益和质量维度，诸如劳动生产率、三次产业结构、各种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数据的变化等反映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指标，正稳步改善；
三是改革的进展和增长动力的转换维度，诸如商事制度、财税体制、金融制度、投资融资、企业组织结构、商业模式、产品结构等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正在发生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态势初步形成，一些新的增长点破茧而出，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中。如此等等的实践成果虽然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已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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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新常态”：改革与创新
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降至中高速，当然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不过，如果我们被减速“一叶障目”，看不到其背后发生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便难以全面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我们已反复指出，在中国，“新常态”标志着中国经济迈上了新的台阶：意味着我们对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增长方式的摆脱，意味着对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简言之，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
然而，“新常态”所寓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愿景绝非唾手可得。当我们说“新常态”开拓了通往新繁荣的康庄大道时，那也指的是，它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为我们的新飞跃提供了新的要素、条件、方法和环境——机遇要变成现实，还有待我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谋创新的历史任务。因此，所谓“引领新常态”，改革和创新之谓也。
（一）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
在新常态下，稳增长依然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分析各类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今后一个不短的时期内，稳增长的动力，仍然主要来自投资。我们体会，这正是中央反复强调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的深意。
但是，在中国，投资又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渊薮。换言之，中国严重存在着投资—增长—过剩的悖论——增长高度依赖投资，而投资经常会造成产能过剩。显然，在稳增长的同时，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消弭产能过剩。于是，以改革的精神来安排投资，是“发挥投资关键性作用”的关键。其要点，是要处理好投什么、怎样投和谁来投的问题。
首先是投什么。经过长达30余年高强度的工业化，在传统商业环境下可创造较大商业利润的工业投资项目已基本被挖掘殆尽。基础设施中的经济基础类设施，经过2009年以来财政刺激计划的横扫，也已没剩下多少有利可图的空间。因此，启用投资引擎，不仅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领域，还须创造条件，让这些投资具有商业可持续性。
分析起来，有三个领域值得关注：一是促进消费长期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健康服务业等；二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和创新投资；三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大气和水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等产业。
其次是怎样投。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率国家，因此并不缺少投资资金来源。在投资领域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是缺少长期资本的动员和筹集机制以及缺乏解决“期限错配”的有效机制。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这种金融结构内在地就有提高债务率的弊端。我们必须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概言之，改革的方向有四：其一，采取切实措施，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目标落在实处；其二，放开国家对信用的统治，创造有利于资本形成的机制，特别是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各类投资领域，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合适的金融环境；其三，鼓励各种将债务性资金转变为股权性资金的金融创新；其四，充分发挥类如国家开发银行等长期信用机构的作用，同时，逐步放松对商业银行从事投资的限制，从根本上解决债务融资比重过高的问题。
最后是谁来投。传统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突出地存在着自然垄断性、公共性和外部性，这就从技术上摒社会资本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之外。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管理能力的提高和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那些影响社会资本进入的技术障碍，或者渐次消失，或者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予以克服。这就为在这些领域中引入社会资本开辟了广阔空间。目前采取的公私合营（即PPP）或者有管制的民间投资主体，都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式，应当大力推行。当然，从实践上看，关键还是要从思想上、制度上彻底摈弃对社会资本的歧视和限制。
（二）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
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依靠要素规模驱动来支撑我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必须不断提高要素质量，更多依靠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技术进步，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毫无疑问，实行创新驱动战略和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应当确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企业为主导的明确方向。要达此目的，当然涉及大量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其涉及面之广，遇到问题之繁杂，难以备述。然而，在中国的实践中，充分发挥市场和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主导作用的障碍，主要来自政府的过多干预，因此，建立市场驱动的创新机制的要义，在于切实转变政府功能，这便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的，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克服政府干预过多现象，绝不意味着政府可以袖手旁观，相反，在新常态下，我们应当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擎作用，要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时俱进地改变政府发挥作用的重点和方式。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技术跟随是经济发展的要义，引进和模仿则是“赶超”的捷径。此时，政府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以较低成本搜寻国际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各种信息，确定有效的技术路线和国家发展战略，并据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动员资源、组织攻关和推动技术发明的产业化。
在这一阶段，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成功概率很大。然而，当一国经济跃过“起飞”阶段，后发优势逐渐缩小，前沿领域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增大之时，政府掌握信息和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显著降低，政府主导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失败概率也越来越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必须彻底摒弃政府比市场、比企业聪明的观念。在经济发展的“学习”阶段过去之后，尤其如此。
总体而言，在新常态下，除了极少数类如“两弹一星”等关乎国家命运和整个工业发展基础的战略平台外，政府不宜直接参与投资过程，其政策亦不宜有特别的企业指向性、技术指向性和市场指向性。
一要创造并维护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策体系；
二要在具有外部性、垄断性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双引擎”中的公共引擎），着力打造互联互通网络和各类公共平台，构建面向全体企业，服务和支撑中国制造与科技创新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公共研发平台、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产业公地、技术转移转化服务平台等；
三是从社会舆论、收入、待遇等方面，全方位提升工人和广大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大力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四是致力于建立技术标准，争取制造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五是充分发挥小企业在创新和创业方面的关键作用，政府应大力培育发展为创业者提供财务、法务、人事及与风险投资、天使资本嫁接的新型孵化器，搭建服务于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信息平台、实验与检测平台，创造条件，让中小企业参与商业化潜力较大的公共科技项目；
六是改变传统的“定项目、分资金”的产业政策模式，以投资银行家的方式来实施产业政策，其要义是，通过市场信号的引领来配置自己的资金和政策资源。
（三）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新常态意味着要开创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两年多来，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目标，我们已经展开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战略安排，其中，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无疑居于中心位置。
发展自由贸易区，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新潮流。虽然自由贸易区古已有之，但是，本轮危机以来兴起的由美国主导、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为代表的自贸区建设，俨然是全球经贸治理体系的2.0版。这意味着，鉴于二战后建立起的全球经贸治理体制已经“礼崩乐坏”，发达经济体正试图利用其传统优势，重塑全球化模式和治理规则。建设自由贸易区便是其集中体现。
较之一般的自由贸易区，TPP、TTIP显然代表了全球经贸发展的更高阶段，它们是包括所有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内的无例外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混合体；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竞争政策（国有企业条款，强调竞争中立）和劳工标准，是其显著特色；而规则的透明度则构成其优先关注点。
显然，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推行新自贸区战略，对中国形成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在对外加快同各类国家建立自贸区的同时，积极推动国内自贸区建设，正是我们主动应对挑战，积极适应全球治理体系新变化而推行的新战略。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积极推进了以我为中心的自贸区建设谈判。
国际上，中国已与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中韩、中澳的自贸区谈判也已结束；中美、中欧、中日韩谈判，与海合会、以色列等的谈判，均在进行之中；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也有了新进展。同时，我们还将努力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
在国内，从上海自贸区试点到广东、天津、福建等地跟进，中国的自贸区建设步伐正在加快。及时总结经验，适时向全国推广，无疑有利于我们积极应对TPP、TTIP等国际新规的挑战，同时，通过推进国内贸易一体化进程，我们也将获得应对全球贸易增速回落的新手段。更长远看，自贸规则的由点到面的推广，将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坚实基础。
在“自贸”纷呈的情势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此自贸、彼自贸，虽名称不同，但规矩则一。因此，统筹安排我国的自由贸易战略就有了绝对的必要性。我们以为，密切关注国际自贸区发展动向，全面协调国内自贸区、我国与其他国家共建的自贸区以及国内近年来推进的以放松管制为主要趋向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应对新挑战之老成之举。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的大战略和总抓手。
其一，它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一带一路”建设对东、中、西部而言都是发展机遇，特别是西部一些地区，过去是边缘，而一旦同周边国家实现了互联互通，就会成为辐射中心，发展机遇更大。
其二，助推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一带一路”为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化解过剩产能，提供了广阔的战略迂回空间。“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是实现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互联互通的基础和优先领域。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将有助于我们实现“一带一路”各国联动发展。另外，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还可以为我国的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留出必要的发展空间。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当能进一步促进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发展，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
其三，冲破束缚，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一带一路”是中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东西部均衡协调发展的关键一环。它将通过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域内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借由初期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紧接着资源能源开发利用，随后的全方位贸易服务往来，“一带一路”战略势将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同时，考虑到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正以TPP、TTIP和TISA等为中心，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一带一路”战略还有利于冲破它们的“包围圈”，寻求更大范围的资源与市场合作。质言之，“一带一路”建设势将加快形成以我为主的国际经济新格局，进而对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
促成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对接也同样重要。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大自贸区中，上海、广东、福建三地的自贸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天津作为北方的国际航运中心、经济中心以及新亚欧大陆桥东端起点，对“一带一路”的国内核心区域和相关国家均具有较强的经济辐射与联动作用。
从深化对外开放战略角度看，如果说“一带一路”的出发点是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那么，自贸区的发展则旨在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竞争中立化等方面先行先试，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谈判积累经验，为进一步倒逼国内改革提供动力。
近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一带一路”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对上海自贸试验区提出了“四化”（即投资自由化、贸易市场化、金融国际化、行政法治化），这“五通”和“四化”在精神上互通款曲，充分说明了自贸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构成了新常态下我国全球战略的主要支柱。
（四）向生态环境改善求增长
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的奇迹，但与此同时，我国能源资源、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据相关机构测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虽有所降低，但仍达4%左右。
以上分析的数据来源如下。一是世界银行1997年数据：按照支付意愿方法测算，中国污染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7.7%。二是根据国家环境规划院国家绿色核算试点运用绿色核算方法的测算：2004年当年环境污染损失为5118.2亿元，约占当年GDP的3.8%。三是根据国家环保部2009年环境核算方法得出的数据：2009年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13916.2亿元，较上年增加9.2%，约相当于当年GDP的3.8%。如果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此类经济损失，我们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只有5%左右。不讲生态保护的增长，直接减少了人类的福祉，这样的经济增长当然要大打折扣。
关于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一直有“先发展后治理”，或“边发展边治理”的说法。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就针对这些“旧工业革命”时期形成的概念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2014年在福建视察时，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指示，突出强调了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是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体现了尊重经济规律与尊重自然规律的科学精神。
要克服把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必须下大决心、花大气力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资源利用方式、能源结构、空间布局、生活方式等，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绝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在目前的经济架构下，绝大多数环保、治污、生态修复活动都被视为经济运行的“成本”，是增长绩效的“扣除”。在这一框架下，绝大多数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都成为企业负担。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负向激励”问题，我们建议修改统计方法，其基本方向是，将企业在环保、治污、生态修复等领域的投入计为固定资产投资，并相应统计为国民产出。
此外，我们还要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五）实现包容性增长
提高经济增长包容性，是经济"新常态"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提高增长包容性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降低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本轮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有所回落；2014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这是基尼系数自2009年来连续第六年下降，表明收入分配状况趋向好转。然而，恶化的趋向固然有所阻滞，但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依然严重存在，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解决包容性不足问题，“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目标，理所当然地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就业、社保、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改革都已经开始破题。不过，在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提高增长的包容性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一，要保障起点公平。这就需要政府在教育、营养和医疗卫生方面做出足够的努力，保障全社会居民享受义务教育、膳食营养、基本医疗的权利。
第二，大力排除或改革劳动力自由迁移的制度障碍，那些以户籍制度为首的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土地制度等，必须尽快改革。
第三，采取措施，切实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而未来缩小收入差距的重点，可能还应置于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公共资源出让制度和收益分享制度等体制变革方面。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解决经济增长的包容性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片面追求速度并因而高度依赖投资，造成了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进而引致党中央多次指出的“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过低”局面出现。由此衍生的问题，便是劳动者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固化。鉴于此，无论有多少障碍和困难，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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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常态是一个全球性长周期现象。要走出长期停滞，必须义无反顾、持之以恒地进行全方位改革。我们看到，经历了金融危机的7年冲击后，如今世界各国均在致力于进行深刻的体制机制改革。可以认为：全球正进入一个“改革竞争期”。这意味着，对改革的紧迫性、艰巨性及其多样化内容认识得最深刻、策略最完备、决心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国家，将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
毫无疑问，在这一轮长周期中，中国将走在世界前列：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分别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决定，以及其他治国理政的新战略，已为我们制定了进行新一轮改革的完备纲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前行，我们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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