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为何难以诞生世界顶级人才

   标签：诺贝尔奖人才培养2013-04-18 16:15 星期四

世界顶级人才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衡量某国全球竞争软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也常被用来评判一国人才培养机制的得失。自1901年12月10日第一届诺贝尔奖颁发以来，截止到2009年底，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共有10位，他们分别是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丁肇中（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李远哲（1986年诺贝尔获化学奖），朱棣文（1997年诺贝尔获物理学奖）， 崔琦（1998年诺贝尔获物理学奖），达赖（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高行健（2000年诺贝尔获文学奖），钱永健（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高锟（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在这10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当中，除了达赖一人外，其他的皆非中国国籍，同时也只有高行健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当然，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是世界顶级人才里面的佼佼者，世界顶级人才相对而言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基本等同于在某个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凡影响力、能够引领发展方向的专家。

谈到这里，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都无法平静下来，感慨万千也自在情理之中。前段时间笔者曾去拜访高中时期的班主任，李老师一谈到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话题，就酸溜溜地抱怨建国以来教育体制的失败，说惟一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还是西方敌对势力手中分裂中国的棋子达赖，根本与学识、贡献和创造力无干。尽管笔者一直以来都对心直口快的李老师非常尊敬，但还是对他的看法持保留意见，并与其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人通过多年的不断学习、实践、探讨和感悟，认为世界顶级人才的炼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教育体制固然异常重要，但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而已，绝非充要条件。总的来说，世界顶级人才的诞生，受个人潜质、文化环境、教育体制、成长环境、历练机会、知识结构、思维模式、思想碰撞、奋斗方向、勤奋程度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里提到的每一个要素都可能成为障碍，皆需过关斩将。

要想真正成为世界顶级人才，除却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科学的思维框架，更为需要卓越的创造力。在创造力方面，有两大问题摆在国人面前。首先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自西汉时期独尊儒术以来，中华文化师古、法古、尊崇先例，以古代圣贤为榜样和准则的特质就越来越强大，明清的八股文更是将此发挥到了极致。崇古尊先传统的实质是一种“模仿”文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所谓的“学习”也基本等同于“模仿”，只不过模仿的对象是古代圣贤。这种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文化，无疑极大地限制着个人及民族创造力的发挥。我们浏览二十五史，或者留意日常生活，周围人等，不难发现到处都有崇古尊先和惯引先例影子。其次是我们的教育体制。现行教育体制最大的弊端在于“标准答案”，其对国人的危害甚至超过了“八股文”。八股文更多强调的是“模仿”和“规范”，尚不存在非对即错、泾渭分明的问题，科举考试中的“策论”取得高分仍需要良好的知识结构、综合素质，以及一定程度的创见。而现行“标准答案”式的应试教育，只讲求“惟一”和累计的“分数”，虽然这样可以提高考试的标准化程度、公平性和阅卷效率，减少外界人为因素干扰， “答案面前人人平等”，降低评分的随意性；但“非对即错”的倾向无疑会给长期接受此种教育者带来思维上的束缚和局限，制约人才创造力的培养和形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笔者并不反对应试教育，事实上现代所有国家的教育都是和考试联系在一起的，而反对的是“极端标准答案式应试教育”。在现行的这种体制下，学生基本没有什么自由发挥的空间，得高分更多靠的是记忆力和经验。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学生一旦进入社会，面对“没有老师”、“没有教材”和“没有标准答案”的环境，在如何实现“学习”和“进步”、持续提高自己能力的问题上显得茫然失措。在国人离开“老师”、“教材”和“标准答案”后连基本的“学习”都显得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创造力就成为了一种“奢求”，最终成长为世界顶级人才的概率就变得更低了。

毋庸讳言，成长为世界顶级人才需要有很好的个人潜质，像笔者这样潜质平庸的人肯定是与这个伟大方向无缘的。中国13亿人口当中，智商高、潜质好，最有可能成为世界顶级人才的都在哪里呢？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就是高考能够考上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中国科大这样国内一流大学的人才。但此处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在这些一流大学的毕业生里面也几乎看不到世界顶级人才呢，是不是他们的智商还不够，或者是另有原因？！实际上，尽管存在文化传统和教育体制等方面的问题，大学连年都在扩招，但在13亿人中能够考上这些一流大学的，皆是人杰中的人杰，智商和潜质都非常好，而且不乏多才多艺、灵气横生之辈。对于人才成长而言，潜质也同样只是一种基础条件，最终能否真正成为世界顶级人才，还要看个人奋斗方向和历练机会等因素，其中发展路径或者说去向又是一个问题的关键。我们不禁要问，我国世界顶级人才的种子，一流大学的毕业生都哪里去了？

据笔者多年来的了解，国内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大致上有这么几个去向。第一、出国留学深造，最终定居欧美日本，入籍所在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流大学毕业生当中最优秀的部分基本上都走了这条路，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流传非常广泛的“中国一流人才”在国外的说法。第二、接着读硕士读博士，最终到了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成为我国现有体制内单位的中坚力量，这个去向上的比例也相当大，甚至可以说是主流，特别是1990年代以前的毕业生更是如此。第三、进入境内外企和跨国公司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华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特别喜欢在国内一流大学的本科应届毕业生当中招聘员工。这种去向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常见，即使到目前，进入跨国公司工作还是国内一流大学的毕业生理想中的选择。第四、毕业后出国留学或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的毕业生，在能力和事业小成之后又加入在华跨国公司，这类情况在国企当中比较常见，埃克森美孚和壳牌当中的一些员工就是从“石化双雄”过去的。

我们再分别看一下这些人的发展情况。我国历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我国最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顶级人才的名校毕业生，无论是直接进入体制内单位，还是读硕读博，占相当大比例的都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专业，走上仕途。人大校长纪宝成就曾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历年毕业的博士，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了公务员。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家在各领域耗很大时间和精力培养的专业化人才放弃了自己坚守多年的专业，此种情况在自然科学领域也非常普遍。目前我国司局级及其以上级别干部中，就有很多当年一流大学的理工科高材生。笔者并没有反对一流的理工人才从政的意思，站在个人角度来讲，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发展路径的自由。但当理工人才改走仕途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这无疑会对我国科技实力的提升有着很大伤害，也会降低中国诞生世界顶级人才的概率。

我国最有可能成长为世界顶级人才的毕业生中，占相当大比例的最终进入了在华跨国公司，外企也为这些人才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待遇，不少人的薪水是国企同类岗位的2-3倍。这看上去似乎人尽其用，两厢情愿。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那就是这些人才在跨国公司干的都是诸如质检、采购和技服等辅助性岗位，基本上与核心岗位绝缘，职场上或多或少都会很快面临“玻璃顶”困境，难以获得成长为顶级人才所需的各种历练机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在华跨国公司只是级别较低的销售机构，他们并没有将研发中心、战略规划、产品设计等核心部门放入中国有关。在某些时候，也不排除他们故意利用“高薪”买断国内一流大学毕业生未来发展的可能。但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误打误撞，国内潜质最好的毕业生，在外企“高薪”的诱惑下干各种辅助性工作，因此而丧失在各自领域发展成世界顶级人才的可能，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一点应当引起国人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事关中华民族未来数百年的命运。

而“成功”在欧美日本站稳脚跟的国内一流大学的毕业生，绝大多数人所从事的也是非核心岗位的工作，难以获得更好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即使极个别人靠着自己的潜质和运气有幸接触到一些核心的东西，其机会也往往会被戴着“有色眼镜”的管理层，以诸如“防止商业泄密”等莫名其妙的理由限制。综合近年来的一些报道看，欧美的很多公司和科学研究机构，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有着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或许这也是一种表面现象，其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