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组织在平稳发展之时，最怕的不是山头主义，不是腐败，而是怠惰，是组织疲劳。就像人们说的“温水煮青蛙”，组织有了历史的时候，组织就开始慢慢变得板结起来，没有了奋斗精神。

因此组织在早期要强调活力，要海盗精神，甚至匪性。我们说华为把秀才造就成了战士，忽略了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首先第一步是把秀才变成土匪，让他们有匪性很重要。这难道是中国人的发明吗？这其实是真真正正的人类普遍的组织成长的价值观。欧洲人怎么走到今天的？几百年前的西班牙、葡萄牙怎么能够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海盗精神。当他们富裕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搞资本市场，金融至上，开始忽视实业，开始普遍享乐，澡堂多于教堂，那种狂欢的文明，衰落一定是必然的。后来英国怎么崛起的？当时的英国女王给那些到全世界掠夺财富的英国海盗们颁发了批文，叫“探险”。正是这种掠夺式的探险，才使得大英帝国在它的巅峰时期统治了整个世界的一大半。

当今欧洲的前途很不乐观，根本的原因在于欧洲持续了七十年的和平，整个欧洲人、西方人养懒了，民族的怠惰、疲劳、享乐的文化占了上风。这些问题历史上几乎无解，看几千年的欧洲历史，繁荣的帝国怎么垮掉的？罗马文明是怎么消亡的？一部欧洲史就会告诉你，享乐、怠惰、奋斗精神的消失会带来一个国家的衰亡。所以，我们讲匪性，你们听着是贬义词，实际上匪性的根本是活力。

华为的警惕意识与自我批判意识非常强。一个企业，一个组织，如果总是背负成功与辉煌的包袱，这个企业其实也离死亡不远了。所以，任正非讲华为是没有历史的公司。

在华为的任何角落看不到华为过去的历史，没有一张图片有任正非的形象，全球各地的办公场所看不到任何关于中央领导视察华为的照片。华为也是一个没有功臣的公司，华为一位高管说，华为是一个不承认功臣的公司，老板也是，也就是说当任正非退休以后，任正非也不会被供在华为的殿堂里。

任正非说过，我从来不在乎媒体现在、今天、明天怎么看我。第二，我也不在乎接班人是否忠诚，接班人都是从底层打出来的，打出来的英雄同时又能够进行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同时又有开放的胸怀，又有善于妥协的精神，同时在看人的问题上能够多元视角，而不是黑白分明，他就是自然而然成长起来的领袖。领袖不是选拔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这也是华为跟很多企业，很多组织很不同的特点。

恐惧造就伟大，任何的组织，包括个人，如果没有与你成长所相伴随的那种不安全感，那种始终追随着你的不安的影子，你可能就变的很放松，很悠闲。但是，这种放松跟悠闲可能的结果是：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打击面前，你的安逸，你对危险的麻木，会导致组织快速地崩溃掉。

我们生存于一个丛林世界，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被危险所包围着。如果你不始终保持对危险的警觉，变得麻木、麻痹，危险可能就悄无声息地由一个黑点变成一个黑影，由一个黑影变成一个巨大的威胁笼罩在组织的头上，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老虎的隐喻更是指你内心的那得老虎，你内心的老虎无非是我们说的贪婪，尤其是惰怠。所以，保持恐惧并战胜恐惧，保持不安全感并战胜不安全感的过程，就是企业走向成功的过程。

华为今天是全球电信制造领域的领导者，但今天的华为恰恰可能是最脆弱的时候。为什么呢？成功容易让人变得怠惰和自大，让一个组织变得盲目骄傲和固步自封。精美的地毯下布满了细菌，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组织如此，一个企业同样如此。警惕这些细菌的滋生繁衍就是在为这个企业加固未来。

因此保持一种恐惧感，你才会有足够强的海盗精神。

保持自我批判，也是华为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自我批判，有人总以为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武器，其实西方文明两个最核心的元素，一个清教徒精神，奋斗精神，另外一个就是自我批判。西方能够走到今天，就是它总在对自身发展过程中所携带的病毒基因，进行不断清洗。它整个的制度设计，媒体对政府的监督，美国学者们对政府的各种批评，那都是自我批判。所以，美国能够走到今天，就是因为华盛顿的上空总有乌鸦在叫，总是在传播一种不祥的警告，给所谓的盛世敲警钟。

所以，有人说任正非是靠学毛选把企业做到这么大，非也。华为文化是一种非中非西、非驴非马的文化，西方的、东方的、历史的、现代的、军队的，凡是对华为的组织建设、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都拿来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