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苗实批评林毅夫先生，不是为了贬低，甚至羞辱，实质上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借鉴他，加深理解，消除误解，产生正解，正如各种论坛批评我苗实的人一样，其中不少人也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借鉴我，加深理解，消除误解，产生正解。如同林先生有优点和缺点一样，我苗实身上也存在优点和缺点。而且，由于我们同处在敏感地带，优缺点还被无限放大。更进一步讲，林先生与我苗实虽然同是经济研究人士，渴望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但是，无论是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社会阅历，所处环境，担当角色，还是知识结构，都是有相当大的不同。成长经历，林先生在台湾大陆美国都生活过，而我苗实只是在陕西老家包括周围打转转；教育背景，林先生在国内外上过多所名牌大学，而我苗实只是在国内上过普通大学；社会阅历，林先生在国研中心，北大，政协和世行担任要职，而我苗实只是平头老百姓，长期闭门读书；所处环境，林先生居京城之高而临下，而我苗实只是偏安于西北一隅；担当角色，林先生是大学教授兼政府智囊，而我苗实只是于书海中遨游的读书人；知识结构，林先生中西合璧，炉火纯青，而我苗实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其实，更为重要的不同是，林先生是唯政府马首是瞻的经济学家，而我苗实是为民请命的独立经济学家。也就是说，林先生自始至终是官腔，我苗实自始至终是民调。甚至可以说，我们虽然在经济研究上属于师生关系，但是在学术观点上更多时候却是对立关系。所以说，我们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是朋友，又是对手。

       接下来，对林张之争的一孔之见，是2014年8月14日我苗实提供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李泽民先生的（注：当时据李先生在新浪微博上私信对我苗实讲，最近我们要做一组报道，想听听学界对他们观点的评议。），现公开在这里：1.林毅夫，双向逻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就新结构经济学；张维迎，单向逻辑，西学为体西学为用，捍卫中国市场经济。所以，我虽然可以站在林毅夫的角度理解林毅夫，但是鉴于中国经济的具体困境，我更乐意站在张维迎的角度批评林毅夫。 2.中学为体中学为用，已属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过渡；西学为体西学为用，方为新。1830年以前，是旧时代；1830到2012年，是过渡阶段；2012年以后，是新时代。从这个角度讲，林毅夫已经落伍，被新时代所淘汰，而张维迎适应了新时代，终将引领新时代。所以，我强烈呼吁全中国年轻人，要远离林，拥抱张。要知道，林毅夫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这个过渡阶段的发展经验提炼为新结构经济学，目的是固化并延续这个过渡阶段。可以说，他反动就反动在这里。毕竟，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就必须赶快结束或抛弃过渡阶段，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只有如此，才能摆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真正开启有效市场与有限政府之最佳搭档的新时代。3.据我苗实考察，林毅夫先生是经济学界的大反派。当经济学界在国企改革上取得产权清晰的共识时，他跳出来说要为国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当经济学界普遍认识到政府退出市场的迫切性时，他则为政府干预提供貌似强大的理论支撑；当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表示深度担忧的时候，他放出了中国经济还能保持8%增长二十年的大卫星。

        大家都知道，一代经济学通才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风靡全世界，包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至于为什么会风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我苗实认为除了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有这个内在的巨大需求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恰恰符合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思想传统——中庸之道。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具体情景，尤其是特殊的政治经济格局之下，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这种混合经济形态，让既有改革愿望又有践行渐进战略的决策层能够转过弯，然后予以接纳，并有力推动改革开放不断前进和深入。更进一步讲，萨缪尔森之混合经济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就是他的这个有为政府，也是严格限制在宏观经济学的范畴之内。所以说，我苗实在思想上勉强是认可萨缪尔森的。虽说，林毅夫之新结构经济学，也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但是他的那个有为政府已经延伸到微观经济，譬如政府引导助推企业进行产业升级，而这分明是干预企业扭曲市场的破坏行为，是我苗实坚决不能接受的，也正是我苗实不断写文章进行批评的原因所在。还有，我苗实通过长期研究和深入观察，领悟到：现代经济学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和文明结晶，是中国改革开放有力开启乃至深入推进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也罢现在也罢未来也罢不可或缺。而且，这已经被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所证明，也必将在未来的繁荣发展中得以证明。毕竟，市场化改革，甚至民主法治，一来是顺应民心，二来是历史大势，三来是世界潮流。即便坚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也万万不能没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发展性，夜郎自大，闭关锁国，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林毅夫却认为，构建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讳言的事实是，现代的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构建的。但是，我从1987年回国后的切身体验以及对西方主流理论演进史的学习，让我认识到发达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一本“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经。为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和发达国家有差异，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不见得适用。更何况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就像时尚一样，不断被新的理论所扬弃，也就是发达国家的理论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是适用。倘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企业或个人根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做决策，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这个认识让我幡然醒悟，为何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也和中国一样都做了许许多多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尚无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他补充道，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相对于苏联、东欧的转型导致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我们的成绩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道路靠制度来保证，我们的制度和当前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但是，国内有一些人忽视了上述成绩，只看到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对我国的道路和制度缺乏信心。在巨大成绩面前出现上述认识上的偏差，究其原因在于缺乏理论自信。

       最后，是2010年10月15日姚树洁先生在《林毅夫和张维迎的异同》一文中对林张的评点：1.张维迎把博弈论推广到中国，自己却被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他的众多对手彻底博下了落凤坡。他的经历证明，在中国，要同时当好一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件超越普通人类的事情。张维迎做为经济学家应该是出类拔萃的，也是难得的。做为政治家，他是彻底失败的。他并不能适应于尔虞我诈的中国官场。在当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4年里，他遭受各种无情的打击和诽谤，才50岁不到，满头皆白。与张维迎不同，林毅夫平静为人。在学术上他磨刀砺剑，用精湛的学术成果赢得中外同行和政界的推崇和尊敬。政治上，他采用‘无为而治’的策略。在中国，除了守住他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山头，把它做大做强，他从来不愿意进入中国的官场。应该说，林毅夫的这种大智慧才使他终于修成正果，在中外经济学界创造了人人皆知的佳话。2.林毅夫的最大优势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世界顶级的经济学杂志，如《美洲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等杂志发表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率先把中国的经济改革经验传播到西方。林的文风和中国许多留美的经济学者的最大不同就是他经常把理论和经济政策联系起来，使他的文章不仅在理论上有较大的贡献，在经济政策上也有很直接有效的意义。大多数中国留洋的经济学者擅长数学和计量方法，而他们的论文多半没有太多实际应用价值。正因如此，林毅夫在‘主流’经济学杂志的文章数量上可能比不过以钱颖一为代表的‘数量派’经济学家，但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具有其他经济学家无法比拟的贡献和影响力。张维迎在国外‘主流’经济学杂志的文章并不多，这是他比不过林毅夫，甚至是其他海派学者的地方。但是，张维迎的很多文章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有现实的意义，他也为西方经济学推广到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说，他的贡献比许多经济学家大得多，对中国政策的影响也显而易见，这是邹恒甫，钱颖一等‘数量派’学者所不及的地方。3.与海闻和刘伟相比，张维迎更不适合在中国从政。像张维迎这种人的还有原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李垣。他们是改革的倡导者，但是他们第一没有后台，第二太过率直，太过急躁，不具备中庸之道。他们在赢得许多崇拜者的同时，在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和经济改革做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把许多人给得罪了。林毅夫不仅学术上超过张维迎，他同时学会了中国的中庸。他原来的手下，海闻当了北大的副校长，易纲当了央行的副行长，他自己一直是一个处级干部，也就是CCER的主任。如果没有世界银行行长看中了他，在北大，他的政治地位恐怕连张维迎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