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道不曲,拥书自雄,是陕师大的学风。在他们官方网站,有这样的释义。“抱道不曲”取持守正道之意,见宋?黄震《黄氏日钞》:“常抱道而不屈”(“屈”同“曲”);“拥书自雄”意为以学养高深,博古通今为荣,在学有所成的基础上享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心怀天下,勇于担当。“拥书”,见《北史?李谧传》:“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自雄”,见明?方孝孺《赠王时中序》:“ 以善兵自雄”。“抱道不曲,拥书自雄”一句,常见于我校已故著名书法家卫俊秀先生的书法作品,为世人所称道,旨在倡导广大师生追求真理,学做真人,崇尚学术,探求真知,修身立学,学以致用。我苗实认为,从做学问的角度理解,“抱道不曲,拥书自雄”,如果可以换一说法的话,那就是“坚持真理,不曲阿附世;博览群书,即自成一家。”什么是曲阿附世?曲:弯曲,像奴才一样地弯下身子。阿:音é。阿谀奉承,溜须拍马。附:靠近,依附。这里指毫无主见地附庸,讨好。世:当世,指当政者。那么,“曲阿附世”的大体意思,多指没有骨气的文人们为了名利,丧失主见原则,不顾廉耻气节,扭曲事实真相,去迎合当政者的口味,正如奴才们讨好主子欢心一样。什么是博览群书?就是专博兼修,既注重专业上深挖细究,精益求精,又注重功夫在诗外,广泛涉猎,更注重专博相济,相得益彰。更进一步讲,“抱道不曲,拥书自雄”本质上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贯中西,万世师表。而且,抱道不曲是纲,拥书自雄是目,纲举才能目张。从哲学上看,抱道不曲是体,拥书自雄是用,体立才能用显。
周孝正先生有“三个千万不可低估”的著名论断,那就是千万不可低估官员的腐败程度,千万不可低估人民的愚昧程度,千万不可低估学者的堕落程度。至于官员的腐败,近两三年,大家有目共睹,我苗实就不多说了。人民的愚昧,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要说整体如此又不客观。从网民的构成来看,觉醒的力量千万不可低估。下来,就是学者的堕落,这个用“几乎整体沦陷”六字极有可能都不过分。在我的印象中,共产党中国一直是政治挂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官本位。什么是官本位?从现代社会的理念来看,这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其主要内容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这样一来,包括学者在内,几乎依附于官员而存在着。可想而知,只要是体制内学者,就很难具有独立性。已故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就曾经痛心疾首地指出,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1956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20世纪90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找不到系统的记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涟用记者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1534年,《乌托邦》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因反对国王亨利八世成为英国最高宗教领袖,被捕入狱。临刑前,莫尔与前来规劝他的诺福克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诺福克说:在英国,谁不服从国王,就没有好结果,我怕你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莫尔回答:“我已经再三考虑了,自由的代价的确很高,但是,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不久,莫尔被处死。董强先生认为,坚持真理,勇于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容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满魅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正在释放越来越多的正能量。对党和国家而言,让学者发表意见,容忍不同声音,不是作秀,更不是培养一批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在集思广益中优化各项政策和决策。对学者而言,发出不同声音,不是超越时代,更不是赚取那种廉价的“独立学者”名头,而是用理论指导实践,以知识匡正偏差。在土地问题上,我苗实觉得于建嵘先生挺有良知,他在同陈志武先生的对话中称,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限制各级政府特别是具有利益驱动的基层政府在征用农村土地上的权力,让农民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不改变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就不可能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在城市化进程中免受侵害。为此,要明确的就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要从法律上把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然后才考虑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农地征用问题,探索建立农地直接入市交易等制度。只有农民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成为了土地的真正所有者,才有可能拥有在土地关系变更过程中的谈判权,才能改变目前土地征用过程中价格偏低的状况,才能保证农民在进入城市非农部门时能够支付转岗培训和社会保障的成本。如果不限制国家和官员在农村土地上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不能让农民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靠执政者的内省和自制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关于政府与产业的关系,我苗实始终认为,市场竞争,企业是内行,政府是外行。毕竟,政府是公共管理服务的主体,企业才是名副其实的市场主体。至于选择产业,企业是理性人,无论是市场认知能力,经营发展能力,迎接挑战能力,以及化解风险能力等等,作为外行的政府,纯粹是望尘莫及。而且,政府本来就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冲锋陷阵,毫无疑问是企业的专长,政府必须有所不为,坚决不做越俎代庖的糊涂事,而在通过法治秩序为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方面,政府必须有所为,恪尽职守。下来,我们听听林毅夫先生和董明珠先生各自的经济观点。林毅夫先生的经济观点是这样的,根据新结构经济学,政府支持产业发展有六步甄别。第一,选择目标国。先找一个要素禀赋跟本国接近,且人均收入差距不大,约是自己一倍、二倍,甚至可以扩展到三倍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非常好,而且这一产业已经持续20年左右。第二,扶持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经济发展非常好,其人均收入这20年间一定增长两三倍,其人力成本必然高。他的夕阳就有希望成为本国的朝阳产业。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对制造业,只需要看资本和劳动力,有一些自然资源产业,必须要看自然资源。如果不是资源性产业,人均收入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参考指标。这样从资本和劳动力方面,政府就可以选一个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众所周知,在发展中国家,私人企业常会拉拢政府,游说某某高新产业多么重要。而事实上,那些产业未必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政府必须了解哪一种范围的产业可能成功,在此基础上,再看国内是否已经有民营企业进驻。如果有企业进驻,代表这些私营企业也看到这个可能性,然后政府帮他们解决外部和协调性问题,找出为什么这个产业部门比目标国的产业工资低,却变不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一定是交易成本比较高。第三,引进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有些产业在国内完全是新的,没有企业进驻。但这个产业本身并没有多少尖端知识。这种情况下,如果断定这个产业在目标国已经变成夕阳产业,而本国有比较优势,就可以引进过来,因为目标产业明显存在转移过来的积极性。因此,这种情况下,政府应根据这几条标准,找到值得引进的产业,然后帮外资排除投资的障碍。第四,扶持全新的产业。现代经济中技术变得非常快,新产业不断涌现,有些产业20年前还不存在。如果国内有企业发现这个产业有可能性,就像八十年代印度的信息服务业一样,政府也应该帮助这些企业克服交易成本高的问题。仍以印度为例,印度原来的卫星通讯方式成本很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为帮助其信息服务业发展,改变了通信方式,大量降低交易成本,结果使信息服务业发展非常快。第五,局部集中改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不好。如果全国同时改善,资源有限。这种状况下,可以发展工业园区、加工出口区或特区。要成功,必须真正改善基础设施,而且应该是根据目标产业特征,重点、局部集中改善,并不是什么产业都发展,什么地方都改善。最后,外部补偿。政府必须给新型企业一定的补偿。这个补偿与传统意义上的补偿不一样。过去的补偿,其对象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企,不符合比较优势,补偿也带不来自生能力。现在的补偿是对信息、外部性的补偿,这种补偿在量上比过去少,只是提供一定的金融支持,或针对有进口管制的地方,帮他们进口机器设备。201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部分中央企业、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负责人的看法和建议。第4位发言的是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她作了如下强调,企业最重要的不是资金问题,而是质量和技术问题。制造业没有问题,企业本来就应该在市场中竞争,如果没有能力,就应该让它自然消亡。现在最迫切的问题不是给钱,而是企业要协助政府,共同营造一个规范的经营环境。总理,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李克强总理连连点头,称赞董明珠的建议“很有启发”。他随即建议现场相关部委负责人,这样的声音,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该“听一听”。据董明珠他们公司自己的介绍,对于格力空调来说,在家电市场中绝对算的上是一个传奇,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家电品牌迅速提升至国内家电空调行业的销售领军,着实让同行业的羡慕嫉妒恨,说到底这还得归功于格力的产业模式和经营理念。格力在空调行业已经是龙头企业了,下一个5年计划营收达到2000亿元,市场容量有那么大吗?还是否有提升的潜力?董明珠先生指出,有人说格力成功是因为重视技术,我认为不完整。一个优秀企业不能单靠一个点来实现成功,而是在面上发力,每一个环节都高度重视。例如,技术研发出来了,可生产工人不认真,产品就不会好;如果销售服务不好,产品也卖不出去。市场竞争中,优秀的企业应该是像在进行田径比赛,跳得更高,跑得更快,就能获得更大市场份额,而不应该像拳击比赛,非要把对手打倒才算赢。市场份额是通过消费者投票拿到的,消费者为什么选你?因为你给别人带去了改变,给别人生活带去了提升。再例如,格力研发的1赫兹变频空调技术,带给消费者的不仅是电费的节约,还是环境的改变。在卧室里面,只要流动空气不太频繁,门不是经常开来开去,耗电只有30瓦,一天一夜下来只有一度电。另外,消费者没有任何温差的感受,很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