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在英法舰队的追赶之下走投无路的德意志帝国地中海舰队两艘军舰——“格本”号战列舰和“布雷斯劳”号重巡洋舰闯入达达尼尔海峡，摇身一变成了奥斯曼帝国黑海舰队的“雅武斯”号和“米蒂利”号。之后则是俄罗斯帝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宣战以及黑海沿岸地区长达四年的流血。某种意义上，英法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漫长战争、丘吉尔的下野、劳伦斯和凯末尔的崛起都与这两条船的航行有关。
    而在2011年的初春，两艘伊朗军舰从相反方向进入并通过了地中海东侧的另一个入口——苏伊士运河。
    仅仅两艘军舰的“小动作”，就将难题摆在了以色列和美国面前。听之任之或者满足于口头谴责？德黑兰将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中东和北非；动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则显然会使这两个国家在中东更加令人厌烦，从而导致中东的亲美穆斯林政权愈发风雨飘摇。不管采取这两种选项中的哪一种，也都只会让伊朗得分。
    “阿勒万德”号和“哈尔克”号用如此小的成本，便为自己的祖国获得如此大的收益，就两条船而言，或许在历史上只有“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能够与之相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国际象棋的波斯人，在国际关系舞台上的确有着寻常国家难以企及的用小动作写大文章的本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小动作”都能引起令人眼花缭乱的连锁反应。有时候，“小动作”就是小动作，只能止于小效果，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小动作背后大有文章。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在与周边国家存在争议的岛屿归属问题上，就一直在搞一套非常富有日本思维特征的小动作——包括近日，日本持续在为本国国民办理将户籍迁移至“北方四岛”、“竹岛”、“尖阁列岛”的手续。
    这种小动作固然不会改变“北方四岛”和“竹岛”的管辖现状，但是这套招术却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日本在中日争端领土问题上的主张，并且给中国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尽管中国也曾发明了我们自己的象棋，并且在我们的象棋中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小卒子过河赛过车”，然而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对外活动中，像“阿勒万德”号和“哈尔克”号一般用小动作写就大文章的案例实在是与我们的“小卒子”传统不相适应。
    我们一向认为外交要有大战略、大胸襟、大手笔，我们重承诺、重表态、重宣言、声明、联合公报，建立定期会晤机制或者表态支持我们统一会被我们看成是重要的外交成果，然而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外交“大文章”往往缺乏对付别人“小动作”的本领，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大文章”的重视会演化为对他者外交表态咬文嚼字式的解构，而忽视了他者行动的关注，甚至用他者的善意表态来安慰自己，并平复因为同一个他者的恶意行为而产生的愤怒和受伤害感。
    具体来说，我们曾经花大力气争取到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而现在当我们用这篇“大文章”应对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水域频频施展的小动作时，其效果只能用无可奈何来形容，“大文章”唯一约束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也曾努力在东海保持克制，高屋建瓴地指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有利于维护东海稳定和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得到的却是詹其雄事件以及日本政府“允许”上百名国民将户籍迁入所谓“尖阁列岛”——中国邮政系统中可没有这么个投递地址！
    固然我们可以争辩说，只有做“大文章”才能确保中国和平崛起；只有我们的“大文章”才能最终解决中外之间的矛盾纷争与摩擦；我们也可以自我安慰说那些别人的“小动作”无法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对外关系的“大局”，但现实是随着我们的“文章”做得越来越大，别人在我们周边的“小动作”也越来越多，而且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如何对付别人的“小动作”，一直是、并且应该仍将是我们推行对外战略写好“大文章”的重要课题。
    这并不是在鼓吹中国应该向伊朗一样派出两条船到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去——当然，我们也不反对这样做——而是认为，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非常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对外交往经验更丰富手段更娴熟思维方式更不一厢情愿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搞“小动作”的做法。当然，我们更得发挥自己的才智，琢磨出富有我们特点的“小动作”。比如说在南海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在继续宣示我们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同时，以突然的小型战术动作完成一两次主权维护行动，明确地向外界传递如下信息——试图抛开中国“单方面开发”的将“单方面”承担安全和经济后果？没有这样的“小动作”，谁愿意和我们一起写“大文章”呢？